我在广外读博的三年（1997-2000）期间，由于是跨系（由北师大中文系到16年后的广外英文系）就读，导师是《简明法汉词典》的实际主持人，所以，用功最多、收获最大的自然是英语和法语方面。然而，回想起来每每让我咀嚼回味的，却是那个二楼博士点“功夫茶”廊的命名立意，并由此联想到广外学人认同、重视中华文化学养的往事片段。

“功夫茶”为潮汕人的茶道，作为岭南茶文化的代表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这自不待说。然而，记得这个“功夫茶”廊，是在庆贺广外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创点带头人桂诗春教授从教50周年之前不久装修而成的，既非茶居，亦无茶点，只是将教学主楼二楼西侧的走廊用玻璃围起来，在走廊增设几套沙发而已。据说其命名是由乔姆斯的嫡传中国弟子（当时也是我们的导师之一）宁春岩教授经过一番苦思想出来的。乍一看，让我吃惊之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用它来命名一个外语院校博士点新设的学术闲谈走廊，这在全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但细细想来，我感到其意味深长，起码它表征着了一个喝饱洋水的中国教授对本族文化的依恋之情和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学识取向。

其实，这种文化取向并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命名之中的，在广外学人的研究与教学中都常有反映。宁老师在语言学研究和指导方面，就强调要重视本族语的研究，重视外语与本族语的比较，讲解形式语义学理论和转换生成语法时也多用汉语释例。由桂先生颔头，宁先生合作完成的《语言学方法论》，也首先注意到了中国学问的发展和新路向，所以，该著虽然是建立在现代统计学与电脑技术基础上的，引用参考文献多为英语著作，但其“序言”却引用中国的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并引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的话：“训诂学方法之新趋势，惟甲骨今文之考证，与统计学的推测，二法而已。”进而说到统计方法、计算机方法、心理测量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作用和影响，由于能够兼顾中西，因而《语言学方法论》对中西语言研究都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正是出于对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视，广外的研究生课程中设有“中国语言学”课程供硕士生和博士生选修，一般座无虚席。记得开课不久的一次课上，讲到古汉语的名词动用现象，老师想试试学生能否跟上。话音刚落，即有学同声翻译的同学问道：“南面而王，北面事之”是何意？由此脱口而出的名词动用例可推知，学生并非赋人风雅。而我学习的词典学专业课，以导师译解法语的词典学著作为主，兼及讨论，并研读若干英语词典学著作。我的法语起步较迟，勉强跟上导师的译解，便自觉可以自慰了，但后来还是要求我强译，末了，还由我以大意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句法译中的例句，结束法语论著的学习，导师才略显悦色。这让我想起，导师曾提点过，该校的本行学生双语是如何地道。据说，语码能否彻底转换，也是语言能力提高的一种标志。其时，导师已翻译出版了一部法国学者写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而我感觉自己还只是似懂非懂的，强撑着。毕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广外仍时有联系。在交往中，对广外学人看重中华文化学养的情形仍不时浮现眼前。记得导师写过一篇谈梁宗岱先生治学路子的文章，交由《学术研究》杂志刊用，我也从中读到了梁宗岱先生这位广外早期学人学贯中西的大师风采。而其初稿有“弃周鼎而宝康瓠”一句，被误打作“弃周鼎而宝康弧”。我虽已查证，但因打算交还作者审读编辑样，尚未改正。没想到，作者大体看过初编样后，即交还给我拿走。可是，在我离开办公大楼不出20米处，作者即赶上来特意指出，“弧”字需要订正！嘱我必须查实。我不禁暗自感叹：疏而不漏如此！

        我想，重视中华文化学养，在广外确实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不仅桂诗春校长、黄建华校长任政时期对此颇为重视，而且现在依然代有承传。去年我被邀返校参加研究生答辩，获赠广外新做的学校标志性礼物：一面是孔子的全身像，另一面为乘马车的孔子像。想来，孔子当年所游列国属“北方方言区”，均通“雅言”，他是无需学习“外语”便可通行的。广外培养外语人才，培训出国人员，却以乘马车的孔子像为学校的标志性礼物，其取意显然不是由于孔子无需学习外语便能周游列国，不为所用而回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经历，而是因为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最早的杰出教育家。这一标志同样反映着广外学人重视中华文化修养的一种办学理念，其实这与“功夫茶”廊的立意是不无相通之处的，它也凝洁着我对广外学人重视中华文化底蕴的印象。

（本文作者：陶原珂，博士，广东省社会学科界联合会研究员，《学术研究》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