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曾昭科(1923-2014)，广东广州人。香港华仁英文书院肄业。1947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曾任香港警务处警官、香港警官学校副校长。1962 年后任暨南大学教授、系主任，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全国法学会理事，广东省法学会、广东省外语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七届全 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4年12月29日早上，一则新闻被各大网站推为头条，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昭科同志遗体于12月28日在广州火化，习近平、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以不同形式，对曾昭科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曾昭科，何许人也?与我校有何渊源?
爱国者传奇
曾昭科，1923年出生于广州，祖籍满洲旗人。父亲曾希颖，曾在莫斯科大学念书，回国后专攻文学，为广州“南园新五子”之一，能诗善画，来港定居后，在圣类斯中学及拔萃女书院任教。曾昭科在广州念完小学后来港，在父亲安排下，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毕业正值香港沦陷，故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在日本留学时期，曾昭科开始深入接触左翼思想，熟读《资本论》。
1947年回香港后加入警队，深受重用，成为首批被选拔到英国苏格兰场接受特训的华人，曾任前港督葛量洪的贴身保镖。1961年，曾昭科出任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成为当时警队中级别最高的华人警官。但是当年10月1日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0月6日，港英新闻处宣告曾昭科涉“中国间谍”，拘查50多天后，于11月30日在未公开审讯定罪的情况下将他递解出境送回内地。该案也被称为“香港第一谍案”。报道还提及，曾昭科曾向中共提供1955年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要炸周恩来出访专机的情报。
在1962年的国庆节，曾昭科作为特邀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
践行“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教学法
曾昭科返回内地后定居广州，发挥日语和英语的专长到暨南大学担任外语系教授。
1970年曾昭科调入广外，他在一系(英文学院前身)担任系教授。他积极响应外语教学的新趋势，成为“听说领先、读写跟上” 现代化教学方法的身体力行者。
当时，学院刚刚恢复教学秩序后，文革前的统编教材已不再适用，当时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作参考。广州外语学院以系为单位成立了对应语种的教材组，教学材料来源主要是我国用英文出版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和《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等对外宣传刊物，听力资料主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广播英语频道(Radio Beijing)的内容。事实上，那时候编写教材难度非常大，工作也比较繁琐，常常是早出晚归，但曾昭科没有一点怨言。当时曾昭科住在华侨新村，距离学校非常远，但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来上课，没有一天是迟到的。有一次他在骑车来学校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骨裂了，然而他还是坚持每天都来学校上课。
曾昭科还有一套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教学方法——“万能教学法”。曾昭科在课堂上总是很活跃的，他不需要看书，因为他对教材的内容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讲的内容有深有浅，而且还会经常跟同学互动，通常一节课下来，他都会把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提问一遍，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以前有很多老师讲课都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学生。但是在曾昭科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能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知识，成绩好的同学满意，成绩稍不好的同学也能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后来的老师同学们就把他的教学方法称为“万能教学法”。
曾昭科不仅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的情况也是非常关心与了解。当时甲级共有九个班，他教的是一班，但是他除了对自己班的学生非常了解以外，对其他班的学生情况也清楚，因此他在写学生鉴定是心里很有分寸，最后毕业时分配工作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分配结果都很满意。
1975年，暨南大学复建，曾昭科离开广外，回到暨大。
广外遇知己
在广外期间，曾昭科认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知己——宋文与龚华基。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我校退休教授龚华基回忆起与曾昭科的第一次相遇，他仍然记忆犹新：“1963年，我还是学生，但曾老师已经是暨大的教授了。那时他来我们班听课，我正好起来回答问题，曾老师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觉得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巧合的是，1970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龚华基也来到广外工作。那个时候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写教材。“每逢星期四下午学校就一定会开会，那时候的开会常常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而曾老师每周四中午就一定会留在我家里吃饭，我们俩会喝点小酒，聊聊天，然后下午就一同去开会。”
“以前曾昭科总说‘朋友遍天下，知己无一人’。但是在遇到我和宋文之后，他就改成了‘朋友遍天下，知己就你们两个人了。’”谈起老友曾昭科，龚华基就掩盖不住激动的心情。
曾昭科于1975年调任回暨南大学任教，但是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我后来每周都会去他家里吃一顿饭，跟他喝酒聊天，但是到他晚年阶段，一起吃饭的机会少了，但是我们仍然会保持每周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起码是两个小时，那时候我们都叫他‘老人家’，所以每次他来电话时，我太太就会跟我说‘老人家又来电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