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5年，饶彰风率领一班“拓荒者”在广州一块地如其名的荒地——瘦狗岭上建起广州外语学院。1970年，随着中大外语系，暨大外语系、外贸系并入，梁宗岱等一大批名家大师汇聚广外，为广外外语学科扎下深厚的根基。在今年迎来建校50周年之际，广外新闻网陆续推出“广外人物”系列报道，以展示对广外创校、学科创立及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拓荒者、名师大家的风采，传承老一辈广外人艰苦创业、潜心治学、刻苦攻关的精神。

【人物档案】

梁宗岱(1903～198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罕见人才。16岁成为饮誉文坛的“南国诗人”，精通英法德意等多门外语，结缘世界文学大师保尔•瓦雷里和罗曼•罗兰，相交文化名人徐志摩、朱光潜、巴金、胡适等，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一生跌宕传奇，曾在北大、南开、复旦、中大等多所高校执教，后随院系调整到广外，任教法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他生前长期执教的最后一所高校，在广外度过人生的最后13年，留给广外后人无可计数的财富。

昏黄暮霭中，一位诗人独自倚篱边，祈望自身的夙愿，渴望“幽微的偏红”来到面前，完成虔诚的晚祷;不羁的才情在笔尖，同学少年，诗坛崭露头角，获“南国诗人”美名;不可解的狂渴在舌根，与美学家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敬重的李健吾 “滥用名词”，连好友沈从文都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受“文革”打压，“冰冷的寂寞在心头”，晚年弃文从药;历经大半生起伏，终发觉自己是“迷了途的半阕苦涩的歌词”，终身不辞万苦千辛去追那和谐的半阕，去实现如诗般完美圆融的音乐。他，便是——梁宗岱。

骄阳似火，诗译教研贯中西

在国内就学时期，是少年梁宗岱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为中国诗坛奉献了200余首诗作。诗集《晚祷》等受到许多学者的褒扬。“他的诗意境朦胧惝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使人在悲哀的余烬中升腾起希望的火焰，在消沉的漩涡里拍打起向上纷飞的翅膀。”梁宗岱的学生、我校原校长黄建华所著的《梁宗岱传》中这般评价道。

留学归来的梁宗岱，在北京大学任教，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三尺讲台，他将在欧洲留学中积淀的深厚文学知识尽情发挥，与学生在教中学，学中教;在翻译上，将瓦雷里、罗曼•罗兰、莎士比亚、尼采等大师诗作带到中国，将陶渊明、王维等诗展现给世界;同时，他在研讨诗歌理论方面，极力阐释诗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及诗的格律等，探索象征主义，还涉猎文艺美学领域，在诗、译、教、研等多方面颇有建树，成“一切的峰顶”，如骄阳似火。

几经风雨，铮铮铁骨傲浑世

因时局动荡，梁宗岱从执教南开大学辗转西南，赶赴重庆复旦任教，目睹日军侵华、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常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而面对曾执教的南开大学被毁于一旦，复旦上空也被炸弹烟硝笼罩，梁宗岱依然伏案著书，战火纷飞，把笔杆扛起，将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文学事业中。1944年，梁谢绝蒋介石派人请他“参加国民党，当中央立法委员，享受中将级待遇，月薪500元大洋”的邀约，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

梁宗岱在广外家中

“文革”前夕，当他将完成的《浮士德》(上卷)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稿准备交付出版社，一场大劫难突如其来，全部译稿均毁之一炬。在是非颠倒混乱的年代，多年来在诗坛上的成就，与罗曼•罗兰等国外文学家的交往，这时候都成了被批斗的“罪名”。 “文革”开始后，梁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在“狂风暴雨”下，真性情的梁宗岱首当其冲，几经折磨，身体差点倒下，而铮铮铁骨却不曾屈服。

言师采药去，留得清凛在人间

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广外法语教授，之后广外便成为他最终的栖息地。

在广外校园内，绿树成韵，小道纵横，白云山与云溪河更添景致。“云溪缥碧山樱醉，古木苍微草堂空。”梁宗岱被安排在校内的一栋两层的小洋楼里居住。

1974年梁宗岱在广外教师楼前

在广外工作期间，教研之余梁宗岱继续研制中草药绿素酊，施药、赠医，并写下《我学制药的经过》文稿。1977年梁宗岱在给卞之琳的信中说：“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为了制药，梁宗岱节衣缩食，每月的家用不超过100元，大热天躲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北屋熬制，同时开三个炉子，又买不起风扇……他潜心配制出的中成药主要有类似万金油的“草精油”、类似抗生素的“绿素酊”等。据甘少苏回忆录《宗岱与我》，梁宗岱常免费为百姓施诊赠药，成功案例数以百记，还在文革里用“绿素酊”救过自己的性命。对于梁宗岱从专攻译、文、教等领域到制药施医的转变，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这样解释：“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似乎有过某种预感，因而他更加热衷于制药，想通过创造活人济世的良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怀抱此使命感的梁宗岱乐善好施，仁心仁术，前来求药问疾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还包括海外人士。其中，已是“耆英”之年的教育学博士王士慧曾撰文《梁宗岱先生的药》，在上幼儿园时就开始听说“梁伯伯的药”的王士慧阐述道，父亲有时生病就去梁先生那里索取他自制的“绿素酊”。当时梁宗岱拿的是二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他用自己的工资买草药、酒精，对前来取药的人士分文不取。当时广外的老师中流传着一则趣闻：一位病人感冒求诊，取绿素酊出门后折回，说刚才忘告，有点皮肤不适。梁先生曰，绿素酊兼治此病。病人出门后再次折回，说刚才还忘告有便秘。梁先生又答，绿素酊还治此疾。这三求三应，可见绿素酊之疗效，也影映出梁宗岱乐善好施、视人病为己病的医者仁心。

云山晚照，栖息广外展余晖

梁宗岱调入广外时虽然已经67岁，但他仍潜心参加科研工作，成为《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主力之一;他还参与翻译大量联合国文件，参与翻译广外法语科教研室的集体项目《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二)》。文革结束后，白云山愈青，云溪水更蓝，梁宗岱决心找回“文革”失掉的时间，也握住剩下的时间，潜心译作。在七十三岁年纪上头，带着一身伤残，首先完成“文革”时烧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54)首，于1978年出版，收进《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中，并计划重译同时被毁的《浮士德》第二部，《蒙田试笔》，还准备把解放初期近三年的冤狱生活写成《狱中记》等等。可惜壮志空怀，他已“力不从心，拿起笔来，手却动弹不得”——1980年3月，梁宗岱在重译《浮士德》中途发病，身体急转直下，大小便失禁，但仍坚持把上卷译完。再下来是身体瘫痪，神志不清，反复住院，最后是死亡在即的绝望搏斗，于1983年11月6日辞世。梁宗岱在晚年重拾旧译，小楼孤灯下不倦的呢喃，明朗的晚霞增了几分似火的执着的光芒。

1980年5月摄于广外家中

一个诗人的巨星终陨落，但属于梁宗岱的余辉、梁宗岱带给世界的光亮却从未泯灭，将永远熠熠生辉。而梁宗岱将广外校训“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践行与发扬，将激励一代代广外人不懈追求，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