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师生身边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影响人、鼓舞人、激励人，引导广大师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积聚正能量。自今年9月起，广外新闻网推出“最美广外人”系列人物报道，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个篇章。现推出“最美广外人·爱国篇”许友年的人物报道。
“最美广外人”人物在广外在校师生和校友中产生。他们是在各自不同岗位上坚定理想信念、爱岗敬业、自强不息、诚实守信、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舍己救人、见义勇为、尊老尽孝的楷模，在平凡岗位上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最美广外人·爱国篇】
许友年：心系祖国终不悔
接到采访耄耋老者我校离休教授许友年的任务时，内心不免惶恐不安。九十年，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惟恐才疏学浅，无法展现德高望重的许友年的风貌气蕴和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记者终于惴惴地扣响许友年的门扉。许友年虽已步履蹒跚，却儒雅矍铄，风华不减，思路清晰，在与记者访谈中娓娓道来九十年的峥嵘岁月和爱国情怀……
许友年叙述其90年峥嵘岁月和爱国情怀
云波诡谲、风云飘摇的年代，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成为先民摆脱生存困境的方式。曾几何时，许友年的父亲由水客带领，靠着一块银元下南洋，辗转来到印尼最偏僻的岛屿——松巴哇讨生活。许友年便在这里降生。他从小酷爱读书，最初的启蒙老师竟是前清的秀才（杨老先生）。1938年许教授离开松巴哇，坐船到爪哇泗水，再搭乘火车到雅加达中华中学读书。中华中学是由八华中学分离出来的一所新的华人学校。在这里，对许友年影响最大的是班主任老师张国基，他是毛泽东的校友，也曾带兵往湖北方向长征，结果全军覆没。张国基在中华中学执教期间还在校外办了一个猪舍，种一些菜，利用周日邀一些同学去那里，谈他在国内的经历，有时一起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等当时的禁书。年轻的许友年在张国基的熏陶下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十分向往。在校期间许友年还经常跟校友们在校内搞义卖和募捐，把收到的钱汇到香港，由宋庆龄基金会转到延安，支援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
蛋糕厂备战岁月
战争年代，风起水涌。“日本法西斯占领印尼期间，爪哇各地出现了一批由进步人士经营的蛋糕厂，厂里的员工几乎全是华侨进步青年”，许友年在《难忘的记忆》一文中写道：“他们每天除了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学习或从事其他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们名义上是在打蛋糕，实际上却是从事反法西斯的进步活动，例如他们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翻译成印尼文。他们就是这样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展开各种秘密活动。“爪哇各地都有这样的蛋糕厂，它们既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分支，又是培训储备青年干部的基地。后来的实践证明，不论是留在印尼或是回到国内的人，只要工作需要，他们都能召之即来，来则能干。我是1943年10月至1945年12月在雅加达的蛋糕厂当工人的。”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系列丛书《生活报的回忆》56-57页）
雅加达第一面国旗
许友年1946年至1951年在雅加达《生活报》工作期间，同时担任新闻收听、印尼电讯翻译、记者等工作。这段时间，许友年的工作特别紧张，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报社的工作上。“当时报社刊登的国内外的重大新闻，都是靠收音员收听广播后记录整理出来的”，许友年说，“当时报社给我配备了一部美国军用大功率收音机，灵敏度很高，有时还可以收听到延安的广播以及播音室外传来的羊叫声。”
在《生活报》工作的每一天，许友年的心中始终牵挂着祖国。在《难忘的记忆》一文中，许友年提到：“后来新华社广播开设记录新闻，我心里才踏实许多。这样收录的新闻，几乎可以做到一字不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图案设计时，我不仅把新闻记录下来，还让我爱人连夜按照图案设计和规定的尺寸，赶制出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我居住的新艺社门前高高挂起，这是雅加达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新艺社就在新华学校隔壁，新华学校的师生一早上学时，突然看到迎风招展的国旗，都禁不住欢呼雀跃，我心里也感到无比的兴奋。”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系列丛书《生活报的回忆》58-59页）
命途多舛，不忘初心
1951年，许友年作为印尼青年与学生代表团的成员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联欢节结束后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邀参加1951年中国国庆观礼。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观看气势恢宏的阅兵仪式，让许友年感到心潮澎湃、无比振奋。
“印尼的政局变化无常，一到柏林，就听说印尼政府发动‘八月大逮捕’的消息，我也成了他们逮捕的对象。从柏林抵达北京之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找我谈话，通知我印尼是回不去了，希望我能留下来工作”，许老无限感慨地说，“完全出乎意外，这次的‘出国’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国’，也圆了长期想去延安的美梦”。后来他的妻儿也由大使馆负责送回北京。
在中联部工作期间，许友年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的重大外事活动和翻译工作。如参加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印尼文的翻译定稿工作，负责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所有演说的翻译定稿工作等。
中联部早期的工作既紧张又辛苦，许友年每天早上要披星戴月去上班，晚上则在万家灯火中回家。早晨起床后，要先去办公室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宿舍吃早餐，每个时间段的工作都要如实记录下来。那时候比较贫困，没有钱抽烟，也没有钱给小孩买水果。北京冬天要用的整套棉衣裤、棉被都是许教授的妻子卖掉首饰换来的。虽然物质条件艰苦，许教授却一直安贫乐道，因为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在平等和谐的工作氛围中，许友年没有感觉到任何困难，每天就是专注地埋头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许友年意外地受到反右扩大化的牵连，全家下放到山西吕梁山区的离石县。许友年回忆说，“山西呂梁山區是当时中国最貧困的地區。那里没有自來水，也没有电，每天只能吃两顿窝窝头。每家都要去距离窑洞几百米的井里挑水装满一大缸。而那里的井有三丈六尺深，要摇铁轱辘提水。那里冬天最冷的时候是零下25度，手上沾满水，贴到铁轱辘上去是会扒掉一层皮的。后来才知道，冬天打井水一定要带上棉手套。這裡的天氣，上午十点以后就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猛烈地撞击窑洞的窗玻璃，劈啪作响。”
此后，在漫长的20年间，许友年又成了“背着黑锅”供相关单位频繁借调的对象。但無論借調到何處，他始终不忘初心，对工作尽心尽力，全心全意。
潜心研究，碧血丹心
1976年至1981年，许友年被借调到北京大学参加《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和定稿工作，这是许友年重新思考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研究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由于民间文学曾被“四人帮”视为“封、资、修”的东西，要搞这方面的研究，在那个特殊年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许友年的妻子曾通过私人关系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借到油印的谚语集，带到北京给许友年作研究之用。许友年回忆说：“为了搞研究，只要发现有用的材料，就会如获至宝，立刻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我爱人还帮我用打字机或手抄一大堆的资料”。许友年说，8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他都在默默地收集马来民歌、民间故事的原始资料。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绕着未名湖畔跑一圈，回来就开始埋头苦干。
多年来，许友年克服重重困难，一直潜心研究。由于经常伏案写作，他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右眼还患了青光眼，医生多次警告他，但是为了钟爱的研究，一直都没遵守医嘱。写完书后，出书难也成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有的要靠子女凑钱自费出书，有的则是几经周折，获得基金会的资助后才得以与读者见面。有的书，特别是那种耕耘多年的大部头的手稿，则束之高阁了很多年才辗转得以出版。为了编字典写书，许友年硬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向小孙女拜师一步一步学会了使用电脑。
许友年的研究以马来—波里尼西亚语系及古越族的南迁为主线，选择民间故事、谚语和民歌作为突破口，研究的主要课题为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将马来民歌同中国诗经、汉魏乐府和各少数民族的民歌进行全面比较。他认为，马来民歌和中国民歌无论是形式上的四言四句还是表达上的比兴表意都是同宗同源的。
据许友年介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最早都是古越族人的聚居地，他们的南迁与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在人种和语言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谚语和民歌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最高智慧的结晶；也是研究中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东西。因此，海外华人应该与当地各族人民融为一体，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创建美好幸福的社会。
许友年认为:应该把中国学者研究< <诗经>>的成果与当地及西方学者研究马来班顿的成果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对国家的最大的贡献。也是作为一个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许友年：青年人应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回顾漫长的岁月，德高望重的许友年堪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的典范。记者请他为“爱国”下个定义，他认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对自己的古老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认清文化渊源，了解其与其他文化在历史上、语言上、文化上的种种关系，并将这种研究成果传播到整个世界。这就叫“爱国”。他还说：前辈们都有一种报国的思想，青年人爱国就应该是为祖国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他看来，真正的爱国应该是了解历史真相，加强对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实现世界大同。
余晖中，坐在许友年的客厅里，感受厚重而凝滞的时光。许友年跌宕起伏的经历，在时代洪流的携裹之中滚滚向前，成为历史的一个缩影。无论远在海外、身居要职还是被牵连下放，频繁借调，许友年矢志不渝的理想不曾改变，深爱祖国的初心也不曾改变。
附：许友年简介
许友年，1922年3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8～1942年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念书。1943～1945年参加抗日活动。1946～1951年在雅加达《生活日报》任记者等职。1951年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后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邀参加1951年中国国庆观礼。1952～1958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处工作，期间曾参加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印度尼西亚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1957年反右扩大化受牵连，1958年全家下放山西省。1962年调福建泉州华侨大学任教，后借调中联部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选集》一、二卷的翻译定稿工作。1973年调福建师范大学工作，其中1974-1975年借调广州外语学院教授印尼语，1976～1981年借调北京大学参加《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定稿工作。1983年调广州外语学院任教，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0年离休。
广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广东省及广州市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广州外语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主要著作
《论马来民歌》（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语文学》(1992年，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 年9 月18 日 ，该书荣获中国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
《马来民歌研究》(2001年，香港，南岛出版社)
《马来语-汉语谚语词典》（双语对照）(2002年，马来西亚国家语言出版局)
《印度尼西亚语-华语谚语词典》（双语对照）(2004年，印度尼西亚Restu Agung 出版社)
《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 2008年7月7日 ，香港开益出版社）
《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修订版）（2009年5月香港开益出版社）
主要译作：
《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1983 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阿布•纳瓦斯的故事》(1982 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