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是钱冠连先生新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的书名，也是他数十年人生追求和学术生涯的一个感言，包含着一种亲切而具有哲学高度的人生观以至世界观。这部充满智慧和趣味的书，对于我们这些有幸与钱先生同处一个校园的学生和学者，尤其值得一读。或者说，这正是我们身边的一串难得而又“够得着的葡萄”，营养丰富，意味绵长，值得细细品味。

钱先生在书中这样解释：

“我打定的主意是：这一辈子，工作能做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愿意不断地超越自己，但从不拼命，不垫起脚来充高个儿。如果我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我也不说葡萄是酸的。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是酸是甜，我自个儿慢慢品尝。……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品尝酸甜，也是在品尝摘取本身的意义吧。对于别人，这不是一个精彩的阶段总结或者下一个目标，但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既不好高又不骛远的阶段小结或者下一个目标”。

读完这本书，从中了解钱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境界的读者，对这个“小结”是否精彩，以及这个“目标”所设定的高度如何，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我的感触是，这是一个需要一生的努力和积累才能达到的高度：因了多种“缘”，破了各种“障”，钱先生终于修成“正果”。这个把书房命名为“冬收斋”的大器晚成的学者，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有平凡而不平坦的经历，四十七岁发表第一篇语言学论文，五十四岁开始进入学术生命的喷发期，在人生的晚年同时也是学术的盛年，一连完成《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及《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等四部环环相扣的高水平专著，以语用学和语言哲学方面体系化的创造性成果，在语言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当然，现在评价钱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地位也许为时尚早，但他在外语和汉语这长期分离的“两张皮”中注入血肉联系的学术思路和研究实践，以及他的学术成果难得地同时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得到认同和广泛引用的事实，具有的启示性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季羡林先生在为《汉语文化语用学》作序时，把钱先生的理论发现称为“前无古人的精辟见解”，决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词。

因此，对“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这个说法，尤其是其中“够得着”的含义，就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注重客观条件，做自己容易做到的事情，摘取“已经够着”的葡萄；二是强调主观努力，做自己可能做到的事情，摘取“将要够着”的葡萄。两者一是已然，一是可能，难易有别，虽都有其合理性，但价值和意义显然有高低之分。钱先生的智慧在于他以前一方面的低调姿态获得了后一方面的高峰体验，摘取的就不仅是自己够得着的葡萄，而且是很多人想够着、却终其一生也未必够得着的葡萄。不过，钱先生对于这种取舍得失有更睿智的洞见，他说，“放弃那种经过努力争取不到的目标，把寓生寓命的时间与载生载命的精力转向另一个自己更有把握拿到手的目标，这不仅不是倒退，而是一种前进；不是消极，而是积极。放弃一种固执的愚蠢，就是朝智慧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摘什么葡萄和不摘什么葡萄，都可能是一种智慧，也都可能是一种收获。

套用钱先生摘葡萄的妙喻，这部散文随笔对人生与学术的谈论，至少包括“摘什么葡萄”（本体论目的论）、“怎样摘葡萄”（认识论方法论）和“如何品葡萄”（美学伦理学）三部曲。其中，可以视为学术自传的长文《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和《创造的准备状态》《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等，包含了一生的人生体验和治学感悟，能让有志于学的后学者体会原道原学的艰辛甘苦，对为学之道感同身受并受益无穷，少走弯路。如对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路径，对从事创造性工作尤其追求原创性（originality）所需的人品状态、生活姿态、信息状态、思维方法、智力状态以至身体状态等等，书中都有富于学理又妙趣横生的探讨，许多个人经验的“不传之秘”令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心领神会。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严肃问题，以随笔小品的亦庄亦谐的亲切形式游刃有余地迎刃而解。此外，给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不只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还包括钱先生对葡萄的“慢慢品尝”。我甚至觉得， “如何品葡萄”涉及的美学与伦理境界，是对“摘什么葡萄”和“怎样摘葡萄”的认识与功利境界的一种提升。夸张一点说，是品葡萄（包括自己的品和他人的品）赋予摘葡萄以意义，人生的终极价值正是在这种“摘”与“品”的互动和循环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漏掉一环都不免残缺。

对于从对艺术与哲学的爱好切入语言学研究的钱先生来说，对人生和学术始终保持理性反思与审美观照，是他为人为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注重“品葡萄”，正是这种态度的体现，其中蕴涵的况味，最能见出钱先生的人生境界。这首先是伦理的道德的境界。钱先生主张对人生“一次一次地回头”，回头就是回味和自省。世途多艰，但钱先生回头的结果却是感恩，这也是集子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感恩讲台》《“师”何以“恩”？》《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故乡往事：只留下荷香》等篇章，充满了对人生各个时期的恩师的追忆，对身边的领导同仁的感念，对人生关口哪怕一个温馨的眼神的记取，对故乡、对故地、对故人的留恋和美好想象，让人不由得对儒者大师的道德世界心驰神往。其次是哲学的智慧的境界。《智慧的死亡》《人何以成仙？》从父亲的生死常态妙悟佛禅境地，《月照清江》从非常时代凡人的独特命运体味人生的悲壮与凄美，《生命的几种不同样式》从等待、忍耐、寂寞、退隐洞察生存进退的辩证关联，无不反映出面对生、活、死的人生全过程的大悲悯与大智慧。再次是审美的超越的境界。这可以视为钱先生人生观与世界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因审美而获得救赎和提升。他分析自己写散文的动因是“人生麻烦压迫我动脑子，散文是作者与人生与世界的直接对话”，喜好音乐是“顽强地将自己对人生的各种疑问分解在旋律里，并企图在音乐里安顿下在实际生活中安顿不下的灵魂”，都表现出对康德所谓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超越境界的追求。这是一种渗透在集子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里的对人生与世界的充满审美愉悦的“品”，一种甘苦自知的快乐体验。

苏格拉底有云，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值得过的。钱冠连先生的散文随笔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就是一个学者对人生的反思，这是一个“摘葡萄”和“品葡萄”兼得的平凡而不凡的人生，是一种对意义的执著地创造、品味和发现。我想说的是，读者作为另一个层面的品尝者，同样能从这本书、这串“葡萄”中体验自己人生的意义，发现我们的“这一个”人生是值得过、值得好好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