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历史学者阎崇年惹上了一桩官司。去年6月，阎先生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出版发行；随后，阎先生又就此书发表声明，称“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山西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专业副教授白平获悉后，找书阅读，称挑出错误420处。但阎崇年对此未予回应，于是白平将其诉至法院，要求给付奖金42万元。

    一个错，一千元，如此重金悬赏在学界当属罕见。阎先生作此承诺，自然有他的考虑。也许，他对自己的学术水平有相当的自信，不怕别人挑错；又或，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著作过于专业，普通读者难得深意，因而鼓励方家指正。不管如何，阎先生重金求“错”的诚意和气魄，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当有人真的给阎先生提意见，且意见还为数不少时，阎先生的态度似乎有悖于当初的承诺。不论白平先生的意见对错与否，人家既然提了出来，阎先生自当有所回复，或接受或反驳，形成正常的学术交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阎先生似乎对“挑错”不理不睬、视而不见，着实让人觉得那“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的豪言只是空话一句。

　　有人可能会说，阎先生的重奖承诺，只是图书行销的一个广告策略而已，当不得真。但问题是，阎先生以学者的身份，推荐自己的学术著作，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岂能在他人提出异议后，又将诺言当作戏言?学者推介学术著作，不是小贩当街卖瓜。小贩可以说“瓜不甜不要钱”，因为一般顾客都会理解，这样的承诺只是招揽生意的一个噱头。但当学者以自己的作品就教于读者，两者之间更实质的关系在于学术批评与被批评的形成。学者本人既然高调鼓励批评，就应该认真对待批评，虚心接纳批评，否则出尔反尔，诚意何在?当然，倘若学者自己把作品当瓜卖，那么怎么叫卖也就无伤大雅了。

　　目前，阎先生的案子，法院已经受理，结果如何尚待时日。但无论谁赢谁输，对于学界而言，学者因为学术之事对簿公堂，总不是太好的事情。近年来，学者之间因为学术纠纷打官司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学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凸显了学者在学术共同体内解决学术问题的管道，实际上并不畅通呢?很多时候，学者打官司，不是因为某一方缺乏自律，就是由于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以致将纯粹的学术争鸣弄成意气之争。如果学术圈内，学术交流的氛围是健康的，学术批评的管道是畅通的，学者之间无谓的争执就会少许多。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