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外媒体关注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媒体所在国的大学正在中国谋划境外分校的合作项目。年底，美国杜克大学学术委员会终于投票通过了在中国昆山开办分校的第一期课程计划。2013年春天，首批中国学生将步入杜克大学昆山校区，在毕业之际，他们将实实在在地获得杜克大学的文凭。

继几年前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之后，更多的世界名校正纷纷在中国寻找发展机会。这些分校落户中国，是世界名校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契合了中国渴望借助世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升自身实力和声望的需求。虽然这些跨境分校不可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力量，但从中国高校办学模式的多元化而言，我们有理由寄予它们热切的期待。

国际经验表明，跨境分校的发展并非坦途一片，杜克大学花了近一年时间来充分讨论在华分校项目的可行性，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内地高校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和竞争，是国际媒体关注的又一重要话题。香港一些院校近年在内地（特别是深圳）陆续开设了研究与开发机构，利用内地的政策优惠和市场优势，在不损及香港本地高校核心业务的同时，不断拓展其前沿科研力量。当然，两地学术治理文化上的差异，也给深度的学术合作带来了挑战。

年末，台湾地区领导人承诺将进一步降低大陆学生赴台的入学门槛，以此提升台湾地区的软实力，同时希望与大陆方面协商，以便有更多大陆高校的学历获得台湾方面的认可。

目前，只有6个沿海城市的41所高校的学生获准在台湾攻读学位，在台大陆学生数量不足1000人。海峡两岸政治家和高教界同仁能继续保有开放和互补心态，无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步成为其他一些国家参考和学习的对象。印度一家媒体引用了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的话：中国在建立一流大学方面将领先印度，因为印度着眼于建立更多新的大学，而中国集中精力建设少数重点大学。面对经济普遍不景气而带来的各国财政紧缩政策，中国高等教育却获得了政府持续、慷慨的资助。过去10年间，中国政府对大学科研的经费支持每年以20%的幅度递增；在新一轮“985工程”建设计划中，政府将追加60亿美元的投入；学生、学者的国际双向流动也让中国的学术界充满活力。这样的发展势头确实令一些国外同行刮目和称羡。

在学校内部治理方面，《澳大利亚人报》的一篇报道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大学领导精英的思维方式和国际视野在悄然发生转变。过去他们关注国外大学财务统计和规章制度方面的经验，最近他们更注重国外大学的战略规划和创新管理。十年前，中国的大学领导者抱怨资源不足，自己不如西方大学；十年后，大学领导者们开始对西方大学持有一种建设性批判的态度，他们变得更为自信。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的种种不协调因素和困局，也没有逃脱境外媒体的目光：教育质量未能跟上基础建设扩张的步伐、教育投资策略缺乏连贯性、校园建设缺乏对师生服务的关照、科研投入过度倾斜于个别精英大学、大学自治改革受困于基层官僚体制的束缚、大学扩招带来的债务问题迫使决策部门干预解决、严峻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不断给教育质量改革敲响警钟、课堂教学方法没有创新、校园内的一些商业化行为让本来脆弱的大学精神更加弱不禁风……

在国内大学体制改革方面，南方科技大学被国外媒体作为一个主要个案加以报道了。《大学世界新闻》在这一年跟踪了南方科技大学在曲折中前行的步伐。这些报道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问：如何在一个缺乏自治传统的制度下，建立一所自治的大学？虽然目前围绕南方科技大学改革有着大量的争议，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风格、传统政治和学术关系问题，但是正如香港大学一名资深教授评论的那样：“（南方科技大学遇到的困境）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弱点，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鼓励人们创新。”

岁月的轮转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周期，国外媒体的点滴声音也不能成为我们改革之路的指引，但岁末年初的稍息停顿和倾听，不失为抱有鸿鹄之志的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理性姿态。在充满变幻和机遇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有其亮色，而面临的问题也并非积重难返。中国大学的改革进程需要更多智慧者的合力推动，这其中也包括有担当的中外媒体的理性声音！

 

 

《中国着力打造世界主导地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革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中国领先于印度》、《中国知名大学“出卖”自己》……这些就是2011年刊登于国际各媒体上部分评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标题。透过外媒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喜忧参半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拼图，虽不尽完整，却可以提醒我们调整教育改革进程中“失焦”和“失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