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痛斥高教弊端数十年的老校长，一位在教改前线冲锋的大学“话事人”，加上一位机智幽默、见解深刻的北大教授，昨日，在深圳召开的一场论坛上，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和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三位在中国高教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纵论中国高校改革。
问诊“大学病”
去行政化打破官本位
年届八旬的刘道玉虽然听力下降，但依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中国大学“病”了，其“临床表现”是道德滑坡、精神虚脱、学术泡沫，“中国高等教育患了狂躁病。”在他看来，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的合并、扩招狂潮，乃至大学改名、升格、校庆泛滥，都是“狂躁病”使然。
“大学病”怎么治？刘道玉认为，“教育病”的治疗之根在教育部，但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最终还是要请第三者。他建议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内行的、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改革规划小组，制定中国教育的改革方案。
朱清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平衡，面临很多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教育体系，“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特别是满足国家各个领域需要的人才。”
朱清时认为问题的根源，就是大学的“官本位”，“大学行政化严重，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不是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去掉这种官本位思想。”
朱清时进一步分析刘道玉所说的“大学病”，“比如盲目扩招，当校长的肯定知道会影响教学，但领导们考虑的是政绩，扩招、改名、举办校庆是政绩工程。而踏踏实实搞教学，效果可能要一二十年后才显现，那就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考虑政绩的人是不愿意的。”为了打破这种困局，就是要让中国高校恢复本来的面目———学术机构，学校的唯一推动力是“追求学术卓越”，这样大学才有生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或许要经过一二十年，推动高校去行政化的事业才能有显著的结果。
刘道玉同样感到了改革的困难。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大学卷起改革旋风的老校长说，他当时遵循的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只有理想主义才能推动你去改革。人们总是习惯于旧事物，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存状态。”刘道玉说，当时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句话给了他改革的动力。
制度创新
好大学改革动力不足
陈平原认为，当今中国大学确实“乱七八糟”，但同时也“生气勃勃”。他认为目前大学出现的问题，不能只怪学生、教授或者校长，而应该看到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多问题，受制于当前的校长遴选、拨款机制以及学校评价、管理方式等，这些是教授、校长都解决不了的。”
陈平原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出声音，做一点改革，而不要互相推诿、埋怨，最后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上。
陈平原还坦言，他并不寄望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能对大学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新。一方面，好大学改革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他们承受了太多公众的关注和关爱，“北大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稍微变革会引起很多质疑，所以很难做体制上的革新。”陈说，他在北大工作30年，眼看着很多北大的改革有始无终，所以要进行制度性的改革，靠清华、北大是很难的。他曾经寄望于民办大学，后来发现他们还“处在收学费的阶段”，接着他把希望寄托在南科大，但现在学校也面临很大的困境。
“现在社会给大学的期望太高了。给南科大过高的期待和压力也不好。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应该给大学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有腾挪趋避的空间。”
“出国热”
如何重建大学独立和自信
有观众提及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以及“出国热”的问题。朱清时认为，教学质量的下降，一方面是大学经过扩招的“灌水”后，含金量比起二三十年前大大下降，“过去的医学院，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解剖一个尸体。现在有吗？以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就有很多实验让他们做，现在学生多了，实验室不够，很多实验课都取消了。”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的“官本位”，学校不以追求学术卓越为目标，老师们忙于找项目、写论文，教材、课程老化而不愿意更新，学生们没有学到真本事。此外，现在很多大学的专业设置跟社会需要严重错位。
陈平原也认同当前高校的专业布局存在不合理。“现在什么专业不好找工作？中文系的学生就业还比较好，最伤心的其实是金融系的，连师范大学都成立房地产学院，农业大学都成立金融学院，可见金融之热。但今天是热门的，四年后可能变成冷门。”他说，技能型的高校尽可能往市场靠，还可以理解，但综合性大学的专业设置，如果过多受制于市场，就会有问题。
“有一位老师直接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你们要想混，就在国内继续学下去；要学到真才实学，就出国。”刘道玉讲述这个故事，印证当前确实有很多老师、学生、家长，对大学的教学状况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比如大学功能定位歪曲，大学和培训机构混淆，只是帮助学生求得职业技巧，而不是培养全面、负责任的公民；金钱主义起了非常坏的作用，而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课程，没有起到很好作用，“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是失败的。”
对于由此引发的“出国热”，陈平原认为，这值得执政者和大学反思，如何重新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和自信，留住本国的学生，“这也是倒逼中国大学改革的一股力量。”
高考改革
也要兼顾农村学生
互动环节中，有观众向陈平原提问“北大录取的农村学生比例降低”一事。陈平原就此提及他的困惑，“现在我们呼吁高考制度改革，希望不要一考定终生，而是采取多种形式的录取方式。但农村的孩子，在面试时可能处于劣势，他们的知识面、趣味、表达能力乃至课外活动，可能都不如城里孩子。以前只凭高考分数还能考得上，但要进一步考察多才多艺，可能对他们更不利。”
对于这个矛盾，朱清时说，其实所谓的“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是要满足教育资源均衡分配这个大前提的，“但现在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和农村的中学，得到的教育资源差距越来越大，能够在高考中成功的，往往是重点中学的学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探讨怎么补充，让农村非重点中学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机会。”
朱清时说，南科大正在努力的，就是在复试中考察学生们的记忆力、想象力、洞察力和理解力，这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方法。“农村的孩子可能在教育资源上吃亏，但这些能力很多来自于先天，有些农村小孩，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都很强，我们这些测试方式，就能使农村有天赋的孩子也能受益。”
■热点
朱清时：南科大招生方案“耐心再等几天”
虽然嘉宾们多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中国教育问题，但在问答环节，第一个具体问题就“抛”给了朱清时———南科大今年是自主招生还是通过高考？
朱清时苦笑着说，这是他现在最怕的问题。虽然高考迫在眉睫，南科大也已拟订招生方案上报教育部，但目前尚未正式获得批复。“但不管如何，南科大一定要坚持改革的道路，不改革、不尝试新东西，南科大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今年的招生也是这样。请大家再耐心等几天。到时会一下子公开。”
这时陈平原出来打圆场说，“他是校长，说话很谨慎，上面也不让他说。我们知道学校现在面临的压力，不要为难他。但我是教授，所以无所谓。”陈认为，目前如果采取“高考+自主录取”的方式比较好。事实上，这也是南科大招生方案的主要思路。
5月24日，南科大低调举行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上，深圳市长许勤向新增选理事颁发了聘书，由此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由24位增至26位。校方官网发布的消息称，“2012年高考在即，学校将迎来正式建校后的首次本科招生，做好今年招生工作是学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中国大学诊断书
临床表现：
1、道德滑坡，学术泡沫
2、教育质量下降
3、专业设置跟社会需要错位
症状：大学合并、扩招狂潮，改名、升格、校庆泛滥
诊断：狂躁病
病因：大学的“官本位”
处方：1、去行政化。2、教育部无法给自己开刀，要请第三者。
医师：朱清时刘道玉陈平原
过去的医学院，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解剖一个尸体。现在有吗？以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就有很多实验让他们做，现在学生多了，实验室不够，很多实验课都取消了。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的“官本位”，学校不以追求学术卓越为目标，老师们忙于找项目、写论文，教材、课程老化而不愿意更新，学生们没有学到真本事。———南科大校长朱清时
最伤心的其实是金融系，连师范大学都成立房地产学院，农业大学都成立金融学院……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大学病”怎么治？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
“教育病”的治疗之根在教育部，但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最终还是要请第三者。建议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内行的、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改革规划小组，制定中国教育的改革方案。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目前大学出现的问题，不能只怪学生、教授或者校长，而应该看到整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出声音，做一点改革，而不要互相推诿、埋怨，最后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上。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
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去掉官本位思想。让中国高校恢复本来的面目———学术机构，学校的唯一推动力是“追求学术卓越”，这样大学才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