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

周俊生专栏

央视策划的《汉字听写大会》已经结束，冠亚军也已决出。相比于现在荧屏上泛滥成灾的“娱乐至死”节目，这是一档文化含量比较高的节目，它在我们置身的这个“键盘时代”，唤醒了差不多已经遗忘的手写汉字的记忆。因此，这档节目开播以来，获得了舆论广泛的好评。但是，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上海《咬文嚼字》杂志日前向媒体爆料称，《汉字听写大会》存在明显误判，在10月18日播出的总决赛上，包括节目组和冠军在内，都将“鸡土从菌”误写成了“鸡枞菌”，致使冠亚军易位。对于这一误判事件，节目组总导演关正文回应说，“的确是错了，我们应该就这样的错误向观众道歉。”(11月8日《新闻晨报》)

一个以讲汉字、写汉字来吸引眼球的节目，却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未免有点贻笑大方。当这个笑话传播开来，央视难免又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确实，这个错误发生得太离谱了，先是主持人李梓萌读错了音，把应该读为zōng的“土从”读成了cōng，也许正是她的读错给小选手造成了误导，但问题是，大赛有三位来自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专家担任裁判，更有一位这个所的所长担任裁判长，可以说是集中了当下中国最权威的语言文字专家，怎么竟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这样的错误呢？如果说主持人读错字是因为她的“术业”不在这个“专攻”，因此还是情有可原的话，那几位裁判、裁判长也应该当场纠正啊，事实上这样的纠错行动在这个节目中也曾经有过，主持人并不以为忤，观众也反映良好，但这个其实在《现代汉语词典》上也明明白白写着并不算特别古奥的字，却没有一位专家当场给予纠正，而且是四位专家集体犯错，就成了咄咄怪事。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面对这个铁板钉钉的错误，央视已经放下架子表示接受批评并向观众道歉，但是，那几位担任裁判的专家却不愿认账，他们认为现场的情况是判“鸡枞菌”的写法正确，而不是判“鸡土从菌”的写法错误。按照汉字构形的习惯，“木”字也可以重新分析为义符，泛指“植物”或“菌类”，选择“枞”字从字形上看是合适的。这真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按照这种说法，就像一个笑话里说的，“出”和“重”两个字应该换一下，因为按照汉字“六书”的会意原理，两座山叠在一起，分明是分量很重，而把“重”拆开来成为“千里”，无疑就可以表示“出”的意思了。但是，笑话毕竟只是笑话，嘻哈一下未尝不可，要把它当真的来对待，只怕要对整个汉字系统推倒重来了，因为偏旁义符与其组成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不一致的汉字，在我们的整个文字系统中实在太多了。

其实，虽然众位专家在电视机面前出这样的洋相，着实有点难堪，但我们倒也没有必要咬着他们不放。认真一点说，这次大赛虽然名为汉字书写，其实考的是词的书写，而稍有语言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汉语中的字和词是两个概念，在中华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中，字的变化虽然很小，但词的变化却非常大。历史上产生过的很多词，因为它所描写的事物已经在时代变化中消失而成了冷僻词，今天一般人已经用不到了，因此人们对它们陌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一定要让今人写出那些已经死亡的词，就像要让古人写出当代产生的新词一样，只能在一些电视剧里出现，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十分缓慢，由于新事物的产生很少，汉语词汇系统有足够的稳固时期，因此完全可能出现在文字书写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通才。但在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一个现代人已经很难将所有的汉字融会贯通，甚至进一步把理论上可以无穷大的汉语词汇全部掌握。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写不出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冷僻字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要求他们写出那些他们的一生都很难用到的字词。其实，不要说这些学生，即使是端坐台上的专家，参加这样的比赛，也很容易败下阵来。作为嘉宾参加大赛点评的钱文忠教授就说了一句实话：“如果我上台参加比赛，早就被这些学生干下来了。”钱文忠如此，那几位裁判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鸡土从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点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绊倒在汉字面前，那些高高坐在裁判席上的专家，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权。

央视举办的这次大赛，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文字的未雨绸缪”为口号，但是，以大量冷僻字的复活来验证汉字的灿烂，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倒是可以提醒我们，这些繁难的汉字曾经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文盲率之高，在世界上曾经名列前茅。五四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痛感汉字对国家现代化进步的阻碍，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主张，其中有些想法可能有些过火，但他们的努力却直到今天仍在惠泽社会，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今天很有些人对这种文字改革看不惯，因此经常有声音要求恢复繁体字。但是，这些“复古派”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年那些努力推行简化汉字的先贤，对汉字文化的认识是完全超过今天任何一位滔滔不绝的专家的。

写到最后，我想抄一段周有光先生讲的故事送给央视汉字大赛的主办者们。周先生说的是“文革”时期他和林汉达先生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在劳动的闲暇时间躺在高粱地里闲谈，林先生仰望长空的时候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因为“揠”字大众不认得。他又问周有光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跟他开玩笑，回答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周有光文集》第12卷《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林汉达先生已经作古，他在那个严酷的年代里还这样牵挂着文化普及，令人肃然起敬。不知道这位曾经用通俗语言给小朋友写出《上下五千年》的教育家，看到今天电视荧屏上用已经死亡的冷僻词语考倒学生的情景，会有怎样的想法？而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专家，看到林汉达先生的这则故事，是不是会感到汗颜？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