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圣诞的气氛几乎在中国每座城市都达到了空前浓郁的程度。然而，这一天，江西省贵溪市一辆载有15名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尽管几分钟之后，就有家长过来尽力抢救，但最终还是造成了11人遇难，4人受伤的惨痛结局。

事发之后，涉事的幼儿园被关停，肇事司机也是该幼儿园的园长亦被刑拘。当晚11时，贵溪市政府公布了15名儿童伤亡名单，其中年龄最大的儿童为6岁，最小的仅4岁。接着，江西省成立了由省安监局牵头的“12·24”春蕾幼儿园事故调查组，正式介入此事。按照目前公布的消息，事发时车辆处于超载状态，7座的面包车里除司机外，还有1位老师和15个年龄在4-6岁的幼儿；该幼儿园属于无证经营，监管部门此前曾多次要求进行整改，但情况并未有任何变化。

就事论事进行探讨，这显然首先是一起与违规超载相关联的交通肇事，但又不仅仅是一起交通肇事。从12月24日当天来看，原本15名孩子需要2辆校车接送，但由于其中一辆外出，所以园长兼司机决定用一辆车送走所有孩子。可见，这所幼儿园的校车管理并无制度可言，而随之牵扯出的便是长期的无证经营这一点。无证经营，顾名思义就是不在公权力的监管之下，缺乏一套最起码规范。

事发之后总结原因，司机本人首先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司机违规超载，或是在行驶过程中操作不当，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但社会层面的总结，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显然还应该追寻社会性的因素。毕竟，幼儿校车事故，或者扩大到幼儿安全事故，近年处于高发期。

如何去诊断社会性的因素？在此之前，社会舆论普遍将原因归结为国家监管方面标准的缺位，即缺乏一套校车的“国标”。去岁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最终倒逼出了一部“校车国标”，但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问题：谁来为符合标准的校车埋单？需要说明的是，在学前教育尚未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的今天，寄希望于公共财政为之全部埋单，有着十二分的难度。且不论推动该决议通过的政治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仅仅是看看类似的无证或是有证但处于监管之外的幼儿园的数量，恐怕就会让人望而生畏。

事实上，类似“春蕾幼儿园”这样无证经营的幼儿托管机构，在中国的农村以及城郊地带有着难以计数的存在。这里的“难以计数”并非仅仅是指规模上大得超乎想象，更是指政府部门并没有给出过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究其原因，除了监管难度高之外，更在于上述地带的幼儿家长缺乏话语权，无法捕获监管机构的注意力。

以此次事发地贵溪滨江乡洪塘村为例，不少孩子都属于“留守儿童”，父母因为离家在外，而无法给予自己孩子“在场的关爱”。同时，为人父母的他们也缺乏在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他们既无力洞察潜伏在孩子身边的隐患，也无力通过呐喊和行动消除那些隐患。即便是在悲剧发生之后，主流舆论也很少能出现当事家长的声音。

父母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他们孩子的边缘化，幼儿教育的劣质化也不可避免地让孩子们的安全虚化。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发生在农村的这样一起悲剧如果只是让城市人轻抹眼泪，那么悲剧本身将变得没有丝毫的意义。如何将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倾斜向农村和城郊地带，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当然，这些资源不仅仅是师资、设施和校车，更包括政府的监管力量。毕竟，一座幼儿园无证经营长达5年，不仅仅体现了农村幼儿教育服务的劣质，也彻底折射出监管力量的严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