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是诗圣杜甫著名的两句诗。诗人自谓平生特别喜欢、刻意追求最能表情达意的诗句，而且这种追求，在别人看来简直是有些古怪，有些乖僻。但这确实就是他的态度，达不到语不惊人的地步，他是决不罢休的。这两句诗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一千多年来, “语不惊人死不体”一直成为历代诗人望凤来仪的一面艺术旗帜，但要真正做到“语出惊人”绝非易事，因而不知苦煞了多少文人墨客。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六第十八中，记下了一百首寒士写的诗，其中一首《遣怀》就是这种情态：“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一十二万年，汝我皆无有。等我再来时，还后古人否？”作者觉得自己才思平淡无奇，写来写去，总是摆脱不了前人的窠臼，简直是在鹦鹉学舌，拾人牙慧，毫无新意，怎不令人喟叹无奈！好在这只是诗人的“遣怀”（宣泄自己的感怀）而已，说说无妨，如果就此耿耿于怀，郁闷怠志，甚至无法自拔，问题可就大啦。1961年7月21日，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突然吞枪自杀。人们震惊之余，不禁要问：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等许多蜚声文坛的小说， 1954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还要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对此，许多学者纷纷进行探讨。在学者众多推测和分析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海明威之所以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感到自己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呵，多吓人！
如果学者们上述的推测可靠的话，我们说海明威的气度远不如南朝文学家江淹（公元444-505年）宽宏。众所周知，成语“江郎才尽”里所说的那位江郎就是江淹。江淹字文通，一生跨历宋、齐、梁三代，并且在这三朝都担任过要职，直至封侯拜相，62岁病逝建康（今南京），梁武帝还为他素服举哀。可见江淹一生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写意的，只是在他20来岁时遭人诬害，短时间坐过牢，还有，而立之年时曾被贬为建安的吴兴令（今福建北部浦城县），在那里做了三年县令，如此而已。这两段经历与际遇，江淹均有感而发，见之文字表述。例如，在狱中他写下文情并茂、言辞藻丽的《诣建平王上书》，为自己鸣冤叫屈，但这上书通篇无一句明辩被诬、被陷之词，仅陈述自己的身世与恩荣、品格与志向、愁苦与愤恨，以自白代替自辩，以不辩胜于雄辩，既陈述冤屈而不失悲慨，颇有文学意味，读时无不为之动容。 据说建平王刘景素看了江淹这份上书，当天就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可见江淹文章的功力。又例如，江淹的《恨赋》和《别赋》都写于被贬谪为县令的那三年。《恨赋》描述帝王、列侯、名将、美人、才士、高人等各种人的种种恨事，《别赋》则描写富贵、任侠、从军、去国、夫妻、方外、恋情等各种离别之情。 尽管《恨赋》以情总事，《别赋》以事系情，但无论是生死之恨情，还是离别之哀愁，都是在情感和场景的铺叙排比中强烈烘托出来的。(袁行霈) 正因为如此，听说当年毛泽东临终卧病于榻时，仍请人代读《别赋》、《恨赋》，以未泯的悲壮诗心相伴，足见两赋感人之深。有人把《恨赋》和《别赋》与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以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名作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作品，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杨柳岸：2002）当然，除了两赋，江淹平时还写了不少诗文，这些诗文，有的古奥遒劲，有的意趣深远，有的造语险绝，有的佳句迭出，据他的《自序传》记载，所写诗文汇编成十卷之多，后人为他编的《江文通集》也足有十卷。但人们似乎只喜欢他身入囹圄或仕途失意时（被贬到建安吴兴当县令那一段日子）所写的像两赋那样怨愤的文字，而贬低他的其它诗文，认为“有多半都是他后半生官场里载酒看花，停车访艳的应酬或仿古之作”（黄奇逸），毫不足取；甚至还给他编造了“江郎才尽”的故事。据我所知，“江郎才尽”最初见于钟嵘（466-518）的《诗品·齐光禄江淹》，其中写道：“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后来，《南史》和《梁书·江淹传》也有类似的说法。按理说，江淹在世时是不会不知道人们对他有看法的，但他还是我行我素，不为人言所左右。用他的话说，他本来就是“羞逐市井名”（《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他甚至直言，“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刻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自序传》）是啊，文章本是有感而发，喜怒随情，一辈子都写类似两赋那样悲戚怨愤的文章，岂不是在无病呻吟？该写就写，笔随意生，该乐就乐，自由自在，这就够了，管它什么评论、什么 “身后之名”！瞧，江淹多豁达通脱！海明威哪有他这一招！
当然，外国文人也不乏如此豁达通脱的。美国小说家塞林格（J. D. Salinger）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即32岁时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便一举成名。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自叙的语气讲述自己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的经历和心灵感受，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仿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也批判了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霍尔顿还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呼声。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主人公霍尔顿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家长们和文学界也对这本书展开了争论。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该小说不愧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成为好几代大中学生必读书，半个世纪来仍在不断再版，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该书“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可是，赛林格并不在乎这一切，小说出版后他隐居新罕布什尔州一乡间小屋中，外筑高墙，离群索居，成为著名的遁世作家。文坛对此传奇人物传说种种，据说他仍不断写作，在一保管室中集聚了不少文稿。这些秘藏文稿成为出版商所觊觎的珍宝。但他说，“我从事写作乃是为了自娱，不是为了出版。”看，他多豁达通脱！（董鼎山：2005）
据我所知，文人墨客的豁达通脱，莫过于毅然烧毁自己辛苦写成而觉得不满意的文稿、书稿。晚唐诗人杜牧暮年就自焚他的诗稿，此事见元人辛文房所写《唐才子传》一书。杜牧一生挥洒诗文一千余篇，50岁病卒前却“多焚所为文章”，固执地只留下二百多篇。以杜牧倜傥缠绵之才情，不难想像他烧掉的东西，会令我们感到何等可惜。所幸杜牧的外甥裴延翰当时多了个心眼，另存二百余篇稿子，编辑成《樊川文集》，才有今天杜牧传世诗文四百五十篇。无独有偶，俄国十九世纪作家果戈里也自焚文稿。1842年果戈里出版了长篇小说《死魂灵》，出书后，他又不辞艰辛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第二部小说《死魂灵》，但是正当付梓在即的时候，他却把书稿投入壁炉，化为灰烬。听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后期也不惜将自己的《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数烧掉。此外，奥地利小说家也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也已经立下遗嘱，死后要将所有存稿烧毁。此举弄得美国多家有名的出版社长期对其进行跟踪，生怕哪一天他突然死了，他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杰作会毁于一旦。（坡坡：2001）
我们不清楚这些文人焚烧文稿或立嘱要焚毁自己文稿时心里的具体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那就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这使我们想起美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一句话：有鉴赏力的人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只是很少一部分——那确凿无疑的神谕般的话语。是啊，无论哪位名家，其作品精华毕竟是不多的，诗歌更是如此。从历史眼光看，诗歌作品贵在写得好不好，而不是数量多不多。乾隆皇帝写了4万首诗，我们连4首也记不住。但是唐代诗人张若虚仅以一首《春江花月夜》便进入杰出诗人行列，闻一多先生称其是孤篇压倒全唐诗。从古今中外诗歌史上看，一个诗人一生不论写了多少诗，让人记住且长久流传的也无非两三首。（白马）因此，相对数量，质量更为重要。写得不好，写后觉得不好，就把它烧掉，不正是有自知之明吗，有何可惜？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吗？要是引用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段评论，那就更加说明焚毁自己可有可无的书稿是责无旁贷的事，车氏说：每种学科的主要著作是很少的，其余的一切著作，不过是把这少数著作里说得更充分更清楚的话加以重复，冲淡和损害罢了，必需读的只是这少数著作，读任何别的东西只是白白地浪费时间。瞧，车氏可毫不客气地把话挑明了。不过，还有比车氏说得更直截了当的呢，此人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木匠轮扁。《庄子· 天道》篇有此记述：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日：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人，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诚然，轮扁的话自然是加入了庄子道家思想的某些成分，若从深层次考究的话，对前人著作统统视为“糟粕”，未免失之偏颇，但却能帮助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了解那些敢于烧掉自己书稿的诗人作家的心态，而对那些不夺手段想利用自己的“大路货”树碑立传、沽名钓誉的文人，轮扁不是把话说破了吗？
咱们都是才疏学浅的平庸之辈，沾不上江郎的边，即使是写了一点东西，觉得不像样，烧掉手稿或用“删除”命令消掉（如果使用电脑起稿的话），别人是不屑一顾的，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上述文人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要活得有个性，要有自知之明，凡事要看得破，千万不要自寻烦恼。文人尚且能看得破，我辈有何理由不豁达通脱？！《红楼梦》里那位跛足道人念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不妨引以为戒。白居易的两句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更是醍醐灌顶，令人醒悟。诚然，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小小世界中的一分子,如同在蜗牛角中营生, 争来争去不过是蜗牛角般大小的利益罢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有能耐就多做贡献，本事小就量力而行，名利不可求，胜败随其然，功勋荣誉总归自有公断，该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圈也圈不住。美国作家亨利·罗思（Henry Roth）二十八岁时（一九三四年）就出版了一部自传性小说《安睡吧》（Call it Sleep），描写一个犹太少年移民美国、在纽约曼哈顿东部成长的经历。出书那年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三十年后（一九六四年），一位有眼光的小出版商将此书再版发行，结果极获好评，成为该年度最畅销书之一。你看，该是谁的荣誉能跑得掉吗！？从另一方面看，人的生命, 就像石头与石头互相摩擦所产生的火花一般短促，有什么还看不开、放不下？君不见，宇宙无限，人生有涯，人的一生，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寂寂无闻，但是拿茫茫宇宙来衡量芸芸众生，每个人不过仅如沧海之一粟而已。只要我们活得自在，活出个性，万事又能看得开，自然就会心平气和，通达开朗，世间也就必然减少了那些锱铢必较、鼠肚鸡肠的人。
也许有人读到这里，对我嗤之以鼻，认为笔者上述一番言论尽是小人之见，没出息，是在推销阿Q 精神，误人子弟，引人入歧途……哈哈，这就奇了，天下那么多路，谁强迫你一定要跟我们走这一条“歧路”呢？！
（2006年9月13日 于广外大羊城淡静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