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m.coetzee 库切
翻译：顺虫
二十世纪后半页的美国作家中，索尔贝娄算得上巨擎中的一位，或者说，就是那位无出其右者。他一个午觉醒来后的懒腰，从1950年代早期（《奥吉·马奇历险记》），一直伸到1970年代中期（《洪堡的礼物》），甚至直到2000年还出版了一部值得注意的小说（《拉维尔斯坦》）。最近，美国国家图书馆将贝娄最早的三部作品：《晃来晃去的人》（1944），《受害者》（1947）以及《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集结为一本上千页的单册，重新出版。贝娄由此成为第一位在有生之年获得国家图书馆出版认可的小说家。
《晃》是部日记体形式的中篇小说。日记作者，年轻的芝加哥小伙约瑟夫，是位赋闲的历史系毕业生，靠工作的妻子过活。时间是1942年，美国正当战时，约瑟夫一面等待着征兵局的消息，一面在这等待中晃日子。他通过记日记的方式，试图探究，自己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的，特别还想借此去理解自己某些作为的缘由：大约一年前，他放弃了正在写的哲学随笔，转而开始了另一种“晃荡”。
他现在的自我同过去那个热诚天真的自我之间的裂痕，似乎已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认为自己是原来的约瑟夫的替身，只不过身上穿着那人丢弃的衣服。原先的约瑟夫（自我），虽尚能于社会中争得一席用武之地，在旅行社的工作和自己的学术研究间游刃有余，却为一种被世界所异化的感觉所烦扰。烟囱，仓库，布告牌，停放着的汽车：这是他从他的窗户所见之城市的景象。这样的环境能不让人的灵魂变形吗？“到底在哪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属于别处的或过去的东西的微粒，在为人的利益说话?...... 要是歌德看到这番窗前的景象，他会怎么说?” 在1940年代的芝加哥，记日记的约瑟夫写道，还有人满脑子进行着这种堂皇的思辩，似乎很滑稽，但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种喜剧或者奇思怪想的元素。他同时也承认，嘲笑原来那位执着于哲学思辩的约瑟夫，实际上是在拒绝那个更好的自我。
虽然理论上他愿意接受人生而好斗的说法，但在自己的内心中，他发现的只有无限柔情。他的远大雄心之一是建立一个乌托邦，在那里，敌意和残暴是被禁止的。正因此，当他发现自己常常被一阵无法预料的突如其来暴力所席卷控制，他感到沮丧不已。他对他青春期的侄女发脾气，抽她的屁股，让她的父母大为震惊；他粗暴的对待房东，还对一个银行职员大喊大叫。他似乎成了“那种拔了插栓的人肉手榴弹”。他是怎么回事？
一位艺术家朋友告诉他，他们周围这个恐怖的城市，并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艺术与思想的的世界。约瑟夫尊重这样的立场：艺术家通过和他人分享想象力的产品，使得让一个孤独个体的集合变成某种团体成为可能。
很不幸，他，约瑟夫，不是位艺术家。他整个的才能，只是关于怎样做一个好人。但问题是，对于单独的个人而言，做个好公民的意义何在？“善不是在真空中获得的，而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伴随着爱而实现的。” 而此时却是，“我，在这屋子里，独自一人，离群索居，充满怀疑，展望前途，看到的不是一个敞开的世界，而是一个关闭着的没有希望的监牢。”
在一段强有力的文字里，日记作者约瑟夫把自己的爆发同现代生活中无法忍受的矛盾联系起来。我们被洗了脑，当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和独立命运的个体，并且可供攫取之物没有止境，于是乎开始了对自身伟大性的寻找。而一旦觅获不成，我们便开始“无节制的仇恨，无节制的惩罚自己和他人。落于人后的恐惧追随我们，使人疯狂...它在人的内心造成黑暗的气氛。不时，一阵仇恨的风暴，一场伤害之雨便从我们身上喷发出来。”
换句话说，当启蒙运动将人类奉上宇宙之中心的宝座，特别是在其浪漫主义时期，便将诸多不可能的精神要求强加于我们，这些要求不仅外化为个人特有的突如其来的小规模暴力举动，或者像通过犯罪来追求伟大这样的道德失常（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拉什科尼可夫），正在毁灭这个世界的战争可能同样肇始于此。这也解释了日记作者约瑟夫最后弃笔从戎的矛盾举动。约瑟夫总结到，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迫使人们孤立起来，隔绝之下的自我审视进一步加深这种孤立，这已经把他推到疯狂的边缘。也许战争会教给他哲学没能教给他的东西，所以他以这样的呼喊结束了日记：
按时作息万岁！
灵魂监督万岁！
严格控制万岁！
约瑟夫区分了两种人：一是那种单纯纠缠于一己想法的自恋式的个体，一是艺术家。艺术家依靠造物主般的想象力，能将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转化为一种普世关怀。尽管约瑟夫声称那些关于自我搏斗的记录仅是供其阅读的材料，这种伪装实则难以为继。因为记录中存在这样一些内容——它们大部分是对城市景象的描写，还包括对约瑟夫遇到的人的刻画——其中强烈的措辞和独创性的隐喻背叛了这些内容，作为诗性想象力的产物，它们不仅仅是在呼唤读者，而且是直接导向读者，创造读者。约瑟夫指望我们把他看成一个失败的学者，可能只是一个慌称，至少我们很清楚，正如我们能够猜想到的，他是位天生的作家。
《晃》是耽于沉思，缺少行动的。它采用了一种不自在的体裁，介于严格的中篇小说与私人随笔或忏悔录之间。 各色人物登上舞台，与我们的主人公争辩，但确切说来，除了在两次粗略的示威行动中之外，就不存在其他人物了。在约瑟夫这个人物背后，可以辨认出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孤独、备受耻辱的小职员，以及萨特《恶心》中的罗根丁－－这位学者奇怪的形而上体验使他疏离了世界，乃至里尔克《布里格手记》里孤独的青年诗人。在这本处女作当中，贝娄还没能为他正在摸索尝试的小说形式找到合适的载体，这种载体当能够为作者提供纯正的小说满足，比如作者沉浸入一种仿似现实世界里的现实的斗争冲突当中，同时又使他可以无拘无束的展开对欧洲文学与思想的阐释，以探索当代生活的问题。直到《赫佐格》（1964），我们方才等来贝娄的这一步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