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的一张纸被卷进了碎纸机里，慢慢，变成碎屑。

　　纸上印着蓝色的页眉，上面写着“鲁沟镇党支部”几个字，页脚还有联系方式，纸被折了好几道，边上有些毛糙，我把它夹在笔记本的扉页里，两个星期之后，主任说，还是碎了吧，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一个明亮的上午，他把这张纸小心翼翼的递给我。他局促的坐在报社大厅的接待处，使劲摁了摁沙发，嘴里啧啧的发出声响，大概是觉察到了不合时宜又立马像个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的并了腿坐着，一双满是冻疮的手规规矩矩的摆在膝盖上。

　　大三的寒假，我在报社采访部门实习。一个星期的索然无味之后我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那一端，他说的有些激动，大抵意思是村子里有人强行挖了道路，自己找去理论却反而被打了，再打110来居然不管不问，我听得不大清楚想让他重复一遍，他只是诺诺的说：“记者呀，我这里有东西想给你看呀，看了你就晓得了呀。”。我只好先问他要了名字和电话号码，搁了电话，去向主任请示，主任说你自己先找当地的派出所问问情况吧！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大厅等着了，于是就兴奋的开始拨电话，先是那个镇的派出所，然后那个县的公安局，从刑警到宣教科，结果无非就是不清楚，要不就是随便塞一个号码给我，再拨过去居然又转到了第一个通电话的人。我一边万般无奈的感慨，一边报告主任说要不我们先看看他的资料吧，主任说：“行！”。

　　我下到大厅的时候他正在前台写着什么，原来是家里还有女儿等着回去做饭，他预备先把东西留给我们，见到我下来之后他停了笔，他说记者同志你等下子哦，我打个电话回去。他从军绿的羽绒服里面掏出手机，用食指摁了几个键：“哦，小琴呐，你自己先弄了吃好啊？我等下回去，哦，听话！”，等他挂了电话，我领了他来到接待处。

　　他坐在那里，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激动，我有些不好意思就对他说：“你等了很久了吧？真是对不起啊！”，他急忙摆摆手说没什么，然后就小心的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在夹层里抽出一张纸。我隐约看见纸上面的红色手印，他慢慢的把纸展开，铺在茶几上，纸上是他们村里人的申诉书，下面有一排红色的手指印。

　　“记者同志啊，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做主啊，去了好多政府的部门都不理我们，昨个儿我去了村里的派出所，一激动又吵了起来结果他们几个人就一起打我，这医药费都花了不少，我们是实在没法子了才来这儿的，希望你们给伸张正义啊！”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显得有些喘，我估莫着他脸上的伤就是被人打的，左眼肿了一大块，眼睛下面还有几厘米长的疤。歇了一会，他又继续给我讲了一些细节，我在笔记本上飞快的记着，眼看着太阳就上了头顶。我合上本子站起来，他急忙也拉拉衣服站起身子说：“记者同志，那我们就拜托你拉，你一定要来啊！”，我接过他手里薄薄的一片纸，像是完成了某项重要的交接，我使劲的点点头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们的！你就在家等消息吧！”

　　也许是我太无知，也许是社会太复杂，总之无论我再怎么联系当地的任何机构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或者干脆就是拒绝回答。我想自己去探个究竟，可是太远，而我自己一个女生也不安全，我问主任怎么办，主任把眼睛从电脑上挪开，他看着我说：“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我们只是传媒机构，不是执法机关，我们也许可以这一次帮他们联系有关部门，可下一次呢，说不定他们还会因此遭到报复，我们只能披露，我们无法执行！”

　　我看不透主任的眼睛，他的声音不大却一句一句很清晰，我反复摩挲着那张纸说：“可是，我答应了他的！如果不去的话，不是不守信用吗！？”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轻易地承诺别人。”主任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要知道，给了希望又把它打碎，这是世上最残忍的事情！”

　　一个星期之后的早上，接电话的同事问我是不是之前有人给了什么东西给我们，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张纸，她说那人似乎很着急呢，问怎么还没人下去了解情况，说有个记者答应了他的。

　　我突然心虚起来随便应了几声就转身走了开去，那张纸，就夹在笔记本的扉页里，而我却不敢去看它。从早上到下午，我在键盘上不停的敲字接着又删掉，一篇三四百字的稿子写了一天才勉强弄完。公交车上人很挤，外面在建新的公交站台，突然一个急刹车——红灯！我把包带往肩膀上提了提一转身竟然看见了他，骑着一辆摩托车，风很大，他居然赤着手，难道今天他是在报社大厅打的电话，又等了一天吗？

　　绿灯了，他在车窗里慢慢后退，最后凝结成一个黑色的小点消失不见。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电话；再后来，我把那一张薄薄的纸抹平，轻轻的放进碎纸机里，我的承诺一下子就被碾碎了，一片一片成了无法挽回的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