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把“这都是命”挂在嘴边，对于命定的事是置信不疑、顶礼膜拜的，中国人多是宿命论者。虽常常“天不遂人愿”，但也不“怨天尤人”，不恼怒，不怨恨，不悲恸，只是长叹一声，感慨天命如此。哀而不伤，因为在强大而神秘的命理面前，人的挣扎徒劳无益，不如敬畏，从此安命、顺命、认命。命，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必然归宿。
　　不过近来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他再三强调“命是偶然性”，这一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几天来，命、偶然与必然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他说人应该从种种偶然中去“建立”必然，这就是“立命”。“安身立命”也即在万千变化无限可能的偶然之中抓住一条属于自己的轨迹。“五十而知天命”，如此说来人到五十才能认识到命的偶然。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似乎就站不住脚了。三十立的是什么？不惑的又是什么？如果三十立的是志向是理想，那么已然是“立命”，二十年后才“知命”，才知道有所立的意义，中国人是不是太后知后觉了一点？
　　李泽厚所言最大意义在于以偶然建必然，激发的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味地认命。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吻合的，因此我认同他的分析。不过，对于“命”的偶然与必然，似乎还可多做一些思考。
　　唯物主义哲学观常要考虑事物的偶然与必然。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必然中潜伏着偶然。例如，“若得，我幸；不得，我命”，得到的是幸运，得不到是命运，命运是充满一丝偶然的必然，但关照这样的“命中注定”，人生是何其无奈，纵使努力，结果枉然。中国人的天神是刻薄的。如果认为命是偶然的，结局是不是就会好一点？似乎也不是。如果没有神在主宰人的命运，那人将无所凭依，无所依归，远没有西方上帝给人的希望与力量，所以中国人的灵魂“更悲苦、更凄怆、更艰难、更困苦”。
　　西方人对命更多的是必然性的理解，因为他们有一个人格化的神，不像中国人神之虚无缥缈。马克吐温有一个短篇the Mysterious Stranger，写到angel随意地以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人的宿命，偶然与必然都集于神一身，所以这种偶然也是必然，反正都是神主宰着。西方人有末日审判，是上天堂、在炼狱还是下地狱，三选一，别无他选，而中国人没有“来世”之说，虽然人都有一死，但死后不可知。碧落黄泉，两处茫然，所以中国人活着的时候无所依，死了也不知魂归何处，生命终结的必然之后是极大的不可知，因此中国人的命似乎是必然与偶然的纠缠，不像西方人必然的彻底。
　　然而，在悲剧的宿命乌云之下，中国人还是养成了怡然自居、从容不迫，或求闻达、或求归隐，及时行乐的温和心态，实属难得啊，因此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中国人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