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中国这个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里，没有谁能长久保持自己的方向。这句话将我引到了一个被诅咒的词语面前——信仰。
　　我渴望一个信仰，我需要一个方向，和走到底的勇气。可是，我无法为我的信仰命名。当信仰可以被命名的时候，它将会是一个简明的词语，一个人们一看便会说“哦”，但又永远无法理解的词。也许，当叶芝看到我这几行文字时，他会会心一笑，然后抬头看窗外那撒着石楠花的荒原，想象仙女和精灵们不知疲倦的舞蹈。
    《凯尔特的薄暮》说白了，就是一部爱尔兰版的《聊斋》，一部零散地记录着爱尔兰原始神话的文集。当然，如果我们只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我们对于那个神秘的世界以及文明对它的依赖性的理解也将止步于此。我不知道叶芝的诗人之眼是否曾见过希神在薄暮下漫步，但他确实抓住了这些古朴的，几乎和爱尔兰文明一样古老的故事和形象在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所越加显现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面容了。它如此之美，以至于其他的面容都不能算美，但我们会觉得它既没有欲望之色，也没有恐惧之色，也没有猜疑之色。它就如同普普通通的生灵一样宁静，或者像黄昏时的山间水池一样，如此澄寂，以至于它显现出一丝哀伤。”
　　有一次，叶芝在一场幻觉里看到了一个女神一样的形象，于是他作出了以上的描述。所有的解构在这样的面容前，不是自感无力，就是自惭形秽。也许那个女神就是信仰的具体化，她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使她的朝圣者们感到一种永恒的心魂抚慰。也许，叶芝就是从她的宁静和澄澈出发，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将布道之诗传向原罪者的子孙们的。那种语言之外，声音之外的形象，足以成为一个人所有信念的起点和终点——我们短短的卑微的生命所追求的，不就是一种像脉搏一样具有持恒的生命力的静的感受吗？大多数人的心智在深渊般的现实世界中只是归于无序和错乱，比一只工蜂还不如。工蜂的遗传基因已经为它预先准备好了一生的时刻表，而人类在发展出文明之后，思维的独立性使得每一个个体面对生活时在心智上都是孤儿，要么找一个领养的家庭，比如宗教或者主义或者某种学说，要么就只能做飘风的蓬蒿、无根的浮萍了。叶芝的女神无疑也可以是我们无数人的女神——相信一种宁静之美，纯粹之美，永恒之美的结合体的存在，并且以毕生的心神去供奉她，不管是职业取向、创作选择、还是生活方式，我想这就是女神的面容所表达出的世俗人生的意义。
　　而当叶芝谈及女神和她的时代的时候，古老的神话所描绘出的那个仙境和世俗相融的场景无疑是一场想象的盛宴——村姑在跟旅客谈论她昨晚看见的仙女的聚会，老头儿睁大了眼睛讲述他年轻时见过的那个几百岁了却仍貌美如花的神选中的妻子，渔夫在酒吧里为保佑他每天生意兴隆的居家之鬼干杯。叶芝也提到过，和苏格兰人对鬼神之事的避讳和恐惧相比，爱尔兰人的神话对他们来讲就如同一个老邻居一样，脾气古怪，但它的存在为周围的人们提供了代代相传的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生活乐趣。
　　“当想象力枯竭之后，那能够唤醒明智之希望，持久之信念和同情之施与的皇皇之音——有人会说这是唯一的声音，如果不是归于沉寂，就是变得支离破碎。”
　　在我们孜孜以求的知识，甚至智慧，在强大到足够重建巴别塔之后，也许我们在神的殿堂见到的不过是文明之初的那一张干净的脸和一尘不染的眼眸——上苍的秘密不过如此。而文字之殇才是文明对自己犯下的最深的罪孽，当思维的无限性被困死在载体中时，想象退化成抽象，直至剩下一堆符号，一次次引爆群体性的癫狂。
　　“如此多的爱尔兰作家，不论名声如何，由于缺失最高真实之睡莲和辛苦求索得来的美之玫瑰，都如海滩上的泡沫那样失去希望。”
　　其实，此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获得全人类公认的最高艺术无不是想象之美和智慧的结合，亦即庄子所言，一个从人籁到地籁到天籁的过程。道法自然，浑然天籁。而我们之所以觉得难以达到那种心境则恰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可悲地远离那种心境。所谓的哲学的思考原是一次南辕北辙的过程。
　　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里说过：“人更多的则是一种实验，一种过渡，人只不过是自然和精神之间一座狭窄而危险的桥梁而已。”人的这种实验就是在拿自己开刀：自然与精神本质上是统一的，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圆圈上的蚂蚁，离开了出发点，梦想着到达彼岸，殊不知，所谓彼岸，即原点。大多数的蚂蚁在一个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提前宣告实验失败，不知那些仍北辙不辍的家伙在越过两极，到达楚国，然后重新回到家园之后，除了悟出地球是圆的之外，是否觉得文明本是就一个无厘头的玩笑呢？
　　掩卷沉思，叶芝在古朴的仙境里窃得天火，却仍只是个诗人，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真真是遗憾万分。自诗人逝去，人间不知还有几人能一睹希神的芳容。赤子之心何在？家园何在？信仰之力原不在于告诉信徒们该往哪儿走，而是该如何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