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及辜鸿铭先生，大都要提到他那“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之说。近读《辜鸿铭印象》（宋炳辉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发现在诸人的文章中，对辜氏的描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个“怪”字。在世他就有“怪才”之称。而有人评论说：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以“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来喻一夫多妻，就是辜氏式的怪论。
　　按我的理解，人之所“怪”，大抵可分为小中大三个境界。小怪者，异众也，也就是说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一般能为社会接受，有些甚至为社会夸颂。辜鸿铭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多多，择其大者而言，是他独特的治学经历。他13岁就去欧洲求学，启蒙于英德法经典，浸淫于欧土精英文化。23岁回到中国，追随《马氏文通》的著者马建忠，开始研讨中国旧籍。一般来说，我国学者在学习西方文化后，比较容易认同西洋文明，何况辜先生是自幼接触西洋文明，先习者通常当占先入为主之利。但他一反常情，高度崇尚中华文明，以此批判西方文化；且说得挺有道理，令西方学者认同，名声在外。正如他的朋友所言：“所见留学外国人材多矣，卓然以古书传中士君子自命者，以鸿铭为尤绝特可异。”（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
　　中怪者，刁钻也。辜氏之刁钻，以他毫无情面地对他者的谩骂最为典型。在我看来，谩骂是世间一件最易又最难之事。说易，那就是不负责不讲道理的骂街，此者泼妇即可为。说难，那就是专业级水平的骂。他要骂得你一针见血，骂得你心服口服。骂完后还能获得骂得过瘾，骂得痛快淋漓的评价。辜氏式的谩骂大抵如此。以张中行先生举过的一例证之：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先生在引用这一例子后评价：“这虽然都是骂人，却骂得痛快……痛快的骂来于怪，所以纵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们总当承认，它还有可爱的一面——“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张中行：《辜鸿铭》）辜鸿铭式的骂，似乎比鲁迅“顺手一击”式的骂，比吴稚晖“放屁”式的骂，比柏杨、李敖之类的骂更具火药味！
　　大怪者，怪诞也。怪至荒诞之极，反其道而行之。温源宁先生说，辜氏“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温源宁：《辜鸿铭先生》）就比方说田径场上的跑步比赛，人家往前跑，你相反而行，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你还自我标榜，还想得到喝彩。这不是荒诞不经是什么？辜先生就有这样的表现。宣统以皇帝的名义下诏男子剪去辫子，“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他还以此炫耀，自诩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的标记（毛姆：《辜鸿铭先生访问记》）。
　　以上所说的“怪”之三境界，我认为辜鸿铭先生兼而有之。这也符合胡适之先生的判断。胡适谈及辜氏之怪，认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心理现象。照他看来，辜先生的“怪”最初是因“立异而以为高”驱使，以后便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记辜鸿铭》）
　　一个人以“怪”立于世，是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的。辜鸿铭内心力量的强大是不言而喻的。他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对于西学，基本上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对于国学，却似乎未能如此。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人对西人的态度，已经由仇恨排斥转而崇尚摹仿。他却逆向而动，发人所未发。他认为现代西方过于重视物质文明，应当改行中国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张中行先生评价说，这种思想是“坐而可言，起而难行”。温良恭俭让与飞机大炮对阵，清高与金钱对阵，“前者的胜利几乎是没有的”。但“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张中行：《辜鸿铭》）在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时，辜鸿铭先生所恃强的，就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真正是一种文化自信呵！自信之极，不免有所唯我独尊；唯我独尊，则不免有所偏执；偏执之极，则不免公开护短。辜鸿铭先生即是如此。“对于中国旧有的一切，如纳妾、女人裹足，甚至对于慈禧太后的专制以及义和团，都有袒护之词。”（张中行：《辜鸿铭》）所以有人委婉地评价，与其说辜鸿铭具有“民族的骄傲”，不如借用佛教语言称之为“民族的我慢”更为恰当（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从社会来说，怪人能生存，还要有一定的生存环境，要得到世人的理解与社会的宽容。从这一点上来说，辜先生还算是幸运的。他做张之洞的幕僚，深得张的倚重，甚至将他推荐给李鸿章，作为与八国联军斡旋的主要人物。但对于张之洞与李鸿章，辜鸿铭也不是完全折服的。他将曾国藩称为“大臣”，张之洞称为“儒臣”，李鸿章称为“功臣”。其高下在于：大臣计天下之安危，儒臣以保名教为己任，功臣不过是有功之臣而已。他批评李鸿章之用人有谬：“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可见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他还是能有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从官场退下，他又遇上蔡元培先生这位倡导与实践着“兼收并蓄”思想的北大校长。五四前夜的北大以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的激进势力左右，辜鸿铭拖着那条全世界最后的男辫子只身四面寻衅挑战，其情景岂止唐吉诃德独战风车？但即使是那些最为激进的学生，也只是私下称他为“辜疯子”，远远地躲着他罢了。想想如果是碰上文革中的红卫兵，你如此刁钻古怪，人家不把你批个体无完肤，打个粉身碎骨才怪！
　　朱维铮先生说，不少关于辜鸿铭的“亲见亲闻”的文章不一定十分可靠（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但兼听则明，众人皆说辜氏“怪”，此言当不虚。胡适认为“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而我认为，联系辜鸿铭所处的时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值得研究。

       （本文作者：郭光华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