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冬天，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的一个普通人家。
    凤凰城外有一条清流，他经常和儿时的小伙伴在河里游水嬉戏，少年时代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家境贫寒，在他十五岁那年，不得不去家乡的一个土寨当兵。为了混口饭吃，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那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沅水水域，水滋养了他的性情，对他以后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从文虽然投身军队，但并没有停止读书，也因此受到湘西王陈渠珍的赏识，被留在身边当秘书。
    1922年，沈从文二十岁，这一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曾这样写道：在二十岁之前，生命是沉睡着的，在人生的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在二十岁之前，他完全是为生存而活着；二十岁之后，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了。1922年夏，沈从文怀揣着“读好书，救救国家”的信仰只身来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去“学那课我不明白的人生”。但他只有高小文化，未能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只好开始自学。他住在由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的会馆里，管事的是他的一个亲戚，他得以在那里白住。即使如此，生活还是特别的艰苦，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窄而霉小斋”。这位“乡下人”一边在北大旁听，一边没日没夜地在小会馆内伏案写作，他的外表是平淡的，内心却是倔强和火热的。刚到北京时，姐夫曾对沈从文说——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此后，他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也结识了一些作家和学者。1928年，他从北京去到上海，和作家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29年，在徐志摩的推荐下，他来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认识了女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1930年，赴国立青岛大学（现在的山东大学）任教，一直到1933年。
    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沈从文这叶浮萍终于有了寄托。他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
    1934年，沈从文的母亲病危，他匆匆赶回湘西，行前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沈从文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乡了，真正到达之后，还没平复一下心情，就猛然发现，故乡，已不是过去的故乡了。这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融入到人和事的叙述之中，写成了《湘行散记》一书。同期创作的小说《边城》则不同，他要表现“一种人生的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虽然和《湘行散记》一样，《边城》里的湘西风景也很优美，但《边城》注入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寄托着他对“美”和“爱”的追求。这两部作品，奠定了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这是他文学创作成就的最高峰。
    从1939年到解放前，沈从文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不久后，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教学楼里挂出了标语，要打到“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路线”的沈从文；校园里贴出了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批评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被宣判了死刑，他的内心孤独而悲凉，“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都是空的”，沈从文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反动派。在不堪承受的政治压力下，他用剃刀割破了血管，幸好被家人及时送往医院。昏迷中，他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获救后，他经常对着清冷的月光，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泪流不止。贝多芬的《悲怆》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正好贴近他的心境。
    沈从文放弃写作和教书，开始转向与政治无关的文物研究，这是他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1950年到1978年间，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78年之后，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1981年，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这本书，他准备了整整15年。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病辞世。他的辞世使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沈从文去世后，凤凰县政府和沈从文家属商议，将其骨灰安葬在距县城不远的“听涛”山下。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此墓，以示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