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暖
　　洪治纲说，“余华的后期作品（包括《活着》）尽管在内涵中还保留着‘人性的卑微、命运的绝望感’等，但却用了很体恤的语言来表述，温暖、质朴。”
　　初读《活着》，我也认为这书是温暖的，带有一种充满希望的美好。
　　余华在《音乐的叙述》中有一段对一首曲子的描写：“这样的旋律流淌着夕阳的光芒，不是炽热而是温暖……这不是自暴自弃的作品，而是一个无限热爱自己的人对自己不满和失望之后所发出的叹息。这声叹息似乎比欣赏和赞美更充满爱的声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活着》就是这样的一声叹息——苦涩、无奈、绝望，悲悯、温暖、有力。
　　也许是我总愿意记住美好的记忆，不愿意承认苦痛的必然，所以最初关于《活着》的阅读记忆绝大部分是人间温情。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幕幕——有庆抓着鞋子飞奔回家喂羊时简单、满足、天真的、属于孩子的快乐；凤霞扯着福贵衣角的手；二喜和凤霞偷偷互看的神情；苦根提溜着小锄头，没大没小地对福贵说“福贵，镰刀不快啦”的可爱模样……
                         （二）冷酷
　　但是，在读过余华的前期作品如《现实一种》、《一九八六》等，再读《活着》，我会更敏感地嗅到《活着》中弥漫的死亡气息，无法忽略其中命运的冷酷无情。小说充满了现实的荒谬与无情，死亡的绝对以及类似于宿命的苦难。小说人物生命里难得的温情被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撕扯粉碎，而余华则在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这些苦难。如，小说写到“家珍（福贵妻子）之死”时，书上是这么写的：（福贵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于此，生命的消逝似乎太过干净，就像水消失在水里一样。
　　小说主角福贵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故事的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和一头同样名叫福贵的牛。对此，余华说，“福贵的价值就是他孤单一人，所以他更有理由发出‘活着’的声音，他的声音应该比所有人群‘活着’的声音都要强大得多”。
　　我后来想，充满苦难的一生是否真的要以孤单作句点才能写出“活着”的韧力、“活着”的精神价值，这样的安排是否太过极端，太过冷酷。
                         （三）卑微
　　在这里，我想起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其中所有主要人物终以死下场，这也是一个极端的结局。但《哈姆雷特》用这个极端的结局所叙说的是一个关于人与命运的关系的故事，一个人类即便无法抵抗命运、仍须抵抗命运的故事。而《活着》，以孤单为终止符，颂扬的是由“活着”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承受”的力量、与命运“和解”的力量和“超然达观”的魅力。
　　余华说，《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他说，“我开始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谴责和揭露，而是在理解一切之后同情地看待这个世界。我写《活着》，就是要描述人们面对苦难时的忍耐、他们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小说让我明白人们都是为了活着而活，而不是为了使命别的而活。”如此说来，《活着》确乎呈现出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本质上的某种真实，可这样的真实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福贵对于苦难没有变得麻木（因为他也曾剧烈地悲恸），即使福贵对于苦难已经有了基于理解之上的达观和超然，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福贵对命运的承受是被动的。他从未是命运的主人（即便世上没有人是），但总有人争取，然而福贵从未奋力去争取、去试图把握命运。也许，这是因为，余华本来就想写出命运的不可把握性吧，而且他已经花了太多的力气写福贵对苦难的承受。对于这种命运面前如此宽广、如此彻底的“承受”，我们要怎么说清它与“妥协”的区别呢？这样的承受，难免透出一丝甘于庸碌与轻易自足的气息！
　　若说一部作品的价值可以仅在于呈现二字，余华的《活着》确乎呈现了某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它不是完整的。它还在“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的“静观平宁的超越”当中徘徊。
                        （四）伟大
　　不过，如果就此否定《活着》的价值，如果说《活着》把人抽去了社会属性又抽去了人的价值，如果说福贵只剩下了人的生物性（夏中义语），那又是很不公平的。《活着》实现了叙述的朴素，它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它实现了“超越时空把一个时代的反省上升到人类抽象命运的普遍意义上”（陈思和语）。同时，《活着》有力地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息——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是可以很强大的。这个信息在现在——有的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生命价值和方向的时代——显得十分重要。毕竟，人的生命、人的精神，至少得延续下去，才会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