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走来,不过是个80后的大男孩儿,却已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大人物。本书作者加藤嘉一(日)亲历、观察、记录着中国式变革的欣喜和阵痛,不愧是个“可怕的中国通”。
此书所提供的是一个个体在两种有复杂的历史纠结和现实关系的文化之间力图超越误解的理解,是从生活的现实感出发的具体而微的探究。加藤嘉一从日常生活出发,从人的感受出发,能够切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感情深处来理解中国,此书是在21世纪关于中国和日本在新全球格局中的新状况下,来自一个年轻人的真切而生动的见证。毫无疑问,加藤嘉一见证的价值就在于他个人经验的独一无二和恳挚和真切。个人认为,此书中也有一些误解,但更多的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解,好像加藤嘉一始终以一个中庸者姿态比较、评估中日各方面差异,可能这跟他敏感的身份有关,他的来自在中日之间实实在在的“跨文化”经验与思考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对促进中日政府问题的解决具有一点现实价值,他扮演一个来自民间桥梁的角色。这点自己也坦言:“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出来的,就让我来说吧;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就让我来做吧。”
加藤嘉一眼中的中国人将公共场所视为可分享空间,是弱肉强食舞台,可以对自己在公共空间行为毫无顾忌。日本人则视公共场所为公用的空间,必须客气地妥协与退让,与人融洽共处,否则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的确,我们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有一些具体行为差异,这可能与两国人思维方式、国民性格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公共场所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平等享有的空间。因为在公共场所任何行为都无所谓。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竞争,主动去争取自己想要东西的性格。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性格也会衍生出一些丑陋行为:在十字路口,无论是开汽车的人、骑自行车者还是行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闯红灯;在火车站售票窗口前,排队购票的人都非常关键,担心买不到票,故有些人瞅准机会就会插队;在地铁里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大声打电话或抢占座位。而日本人有着害羞内向性格,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因为公共场所是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每一个个体在这一空间内是平等的,公共秩序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公共秩序扮演公民角色。日本人普通能容忍公共秩序带来的压抑感,也能够遵守公共场所的各种行为准则。这也许跟日本人“委婉是一种美德”、“模糊是一种活法”的民族观念有关。这两种思维行为模式虽截然不同,但目的却高度一致:为了生活,为了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
由此可知,中国国民素质实在是有待加强。不过日本人过分压抑自己情绪这一“素质”我实在无法接受、认同。犹记得,近年日本遭受地震、海啸、核泄漏一系列灾难,面对这一切,日本国民表面上看似镇定自若,非常有条不紊地进行营救工作,在避难所看不到悲切的脸孔,几乎听不见哭喊声,这也淡定得太出奇了吧!在我看来,有一种冷静到麻木,国民素质教育好到扼杀了人的本性,在大灾面前,就算在公共场所怎么哭也不过吧!而他们的镇静从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试想如果抑郁忧伤情绪得不到宣泄,指不定以后会有更大心理阴影甚至心灵精神创伤。
加藤嘉一认为中日之间所面临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改变,中日双方理性看待认识历史问题是改善关系的关键所在,然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不恰当的言论问题却只会让中日鸿沟日益增大:这无疑是一种导火索,是一种能将两国各方面交流带入停滞状态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两国相关人士应在相互前提下坚持沟通,尽量减少误解,增强互信。理性认识历史问题。
理解历来是和误解相伴而行,理解期望避免一厢情愿,形成和而不同的对话;误解也常常难以避免,形成交流困扰和问题。理解是理想的境界,误解常是现实状况,但误解常是理解第一步,而理解中也会掺杂成份。所以,中日应在误解中追求理解,以理解开解误解。因为在“跨文化”沟通中,理解与误解是常态,误解难免但理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