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毕业，我在求学生涯中，遇到了不少好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各种知识，而且在心灵上给我带来深刻影响。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精神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下面我选择张先觉老师的事迹写一写。

我读大学，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那个时候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没有那么多的表格要填，没有那么多的课题要申报，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才项目的诱惑，教师全心全意地教，学生全心全意地学。师生都有一个共同心愿：那就是要把文革损失的十年时间夺回来。

虽然学习劲头特别的大，但是，在大学里究竟应该怎样学，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读的是师范，师范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所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习目标，就是未来要当好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课后时间，我到图书馆，翻阅各种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抄写中学语文教案，抄了几大本笔记。像《项琏》《我的叔叔于勒》《竞选州长》等作品的分析文章，我都作了详细摘抄。准备日后到中学教语文时做参考。当时还做了一些无用功，如读《蒙太奇》《速记手册》等等。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1979年，我开始打算报考研究生。考什么专业呢?1979年，我们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从先秦文学讲起，于是我就选定先秦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张先觉老师给我们讲屈原的《离骚》，就这样我在课堂上结识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安徽太湖人，和我同在安徽安庆地区，算是大老乡。我以先秦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而张老师是教先秦文学的老师，我决定以后要多向张老师求教。

我第一次拜访张老师，是在一个夏天的周末。张老师住在学校一栋教工宿舍的二楼之上，这栋楼是学校为单身教工盖的宿舍楼，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是单间宿舍，每个宿舍大约10平方米。宿舍楼的地板和楼梯都是用木板铺的，楼已经相当陈旧，脚踩上楼梯，吱呀吱呀作响。那时候，高校教师宿舍非常紧张，一般的教师都是两人合住一个房间。张老师那时已经有50多岁，资历比较老，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委员，所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这是学校对他的优待。张老师的夫人是农村户口，一直住在安徽宿松县乡下。张老师过了大半辈子的两地分居生活，直到九十年代，张老师退休之后，学校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张师母的户口迁入安徽芜湖市。进入张老师的宿舍，看到地板上堆满了旧书报，蚊帐黑呼呼的。一张旧办公桌，一张掉了漆的椅子，没有多余的椅子，拜访张老师，只能坐在他的床边上。那时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老师手里就是一把芭蕉扇。那次见张老师，谈了一个多小时，请教了许多学习问题。

第一次见张老师之后，我就经常去拜访张老师。几年间到底去过多少次，我没有统计过，大约每半个月去一次。先秦主要文学文献，有《诗经》《楚辞》《国语》《左传》《战国策》《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我每读一种文献，就写一篇或两篇论文，交给张老师修改。几年下来，大约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在方格纸上写，写文章叫“爬格子”，一篇文章，至少要修改两三次，这意味着要誊抄两三次，最后用方格纸抄好，交给张老师。这二三十篇文章，每一篇张老师都看过。没有工作量，没有报酬，几年来，张老师就是这样，为一个学生无偿地指导那些幼稚的文章。我的这些论文习作，虽然谈不上学术创新，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直到现在也没有拿出去发表，但是对我的专业训练来说，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必要的语言训练。一篇文章要反复修改，有时为一个词语要琢磨很久，直到妥贴才罢休。其次，这些训练使我掌握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知识，为日后的先秦文学研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那时候虽然没有“本科生导师”这个称号，但张老师实际上就是我的本科生导师，而且一当就是三年。我的专业基础就是在张老师指导之下打下的。

或许有人会问，你这样长期地频繁地打扰老师，张老师会不会感到心烦呢?没有!张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最近很忙”这一类委婉推辞的话。孟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我虽然算不上“英才”，但是我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属于“孺子可教”一类的人。张老师可能是把我当做“孺子可教”的学生，才对我进行无私的栽培。大学毕业之际，张老师向系领导推荐，让我留校当了助教。后来，我离开安徽师大，陆续到其他大学学习和工作，无论走到哪里，每年元旦，我都要给张老师寄一份新年贺卡，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本文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