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人，我心中不止一次地牵动过这样一个念头：那些日本人怎么就不向德国人学学呢？
众所周知，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都曾经为这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灾难。问题是，人家德国人愿意改过，而日本人拒绝道歉。德国人能够真正反省战争，谴责战犯，其总理向受害国下跪，表示谢罪和忏悔，并认真履行赔偿责任。而日本人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篡改教科书，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别提战争赔偿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些都是日本政客的主张，并不代表广大的日本人民。但我们别忘了，日本政府正是那些“日本人民”选出来的。说小泉纯一郎的言行代表着日本的“主流民意”，应该不会有错。
从上小学起，我们即被告知：人民是永远正确的。一个民族国家犯了罪孽，肯定是“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坏人蒙骗了广大人民。后来才发现，事情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一个人会犯错，一群人凭什么就一定不会呢？一战后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欢呼绝对是真实的，如同战败的日本军人选择在战场上为其天皇剖腹自裁以示效忠一样。
人民为什么会错？众说纷纭。弗洛伊德说，大概属于“集体无意识”。弗洛姆说，人民需要暴君掌控以“逃避自由”。没关系，人民有错，改了就好。可为什么有些人民愿意改错而另一些人民不愿意改正呢？当然，这里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比如二战后美国意欲制衡中国和苏联而有意扶持日本，便主导了一个什么《旧金山和约》，由美国主导将对日本宣战的几个战胜国拉到一起，跟日本和解，要求战胜国放弃战争索赔。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只有日本被美国放行。日本被美国放行以后一直对其侵略罪行采取回避和遮盖的态度，直到今天。
美国因素很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日本民族自身。和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都走过了自己路径独具的成长历程，构建着自己民族的“个性心理发育史”。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光研究其政治经济是表面而肤浅的，必须把目光投射向更邃远的所在——文化层面。
很早的时候，一些学者便把“文化解析”的手术刀朝向日本，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她对日本民族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其著作《菊与刀》之中。“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层次“克隆”中国文化，但实际却贬抑中国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虽然大量引进西方观念，骨子里却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
书中的这样一段话，应该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作者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结论：“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读到这里，我脑海里关于日本的许多尖锐的碎片，瞬间连成一片。我想，我明白日本人不认错的缘由了。同时，为国共两党政府先后“放弃赔偿”而感到莫大的遗憾——我们不只放弃了受害者应有的法律权利，而且放弃了督促日本民族改过自新重做人的大好机遇。再次，还为美国人出于现实政治利益而轻易“放过”日本人而感到后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小布什政府近日放言“全力支持日本入常”。一个拒绝忏悔的民族，一旦羽翼丰满，没准又会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新的灾难。阿弥陀佛！
光盯着人家的毛病而不检讨自身，不是一个优秀民族的作为。反观我们自身，日本人的文化痼疾——“耻感文化”，也深深地渗透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从施耐庵到金庸，形形色色的中国英雄口中往往会吐出同一句话——要是如何如何，“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云云。充分表明，中国传统道德中，来自心灵的自省意识非常欠缺，构成道德制约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外在力量”，缺乏充分的“内化”。此中，必然孕育着深刻的危险。
回到教育，我想说三句话：其一，西方文化中以基督教精神为代表的基于生命超越意识的内省文化，应该被列入教育素材；其二，让学生知道日本人“可恶”的同时，得让他们知道日本文化“可悲的残缺”，从而激发他们自觉完善中国文化的意愿；其三，使用“外在强制力”教育孩子的成果，最后一定得落脚到“让孩子学会灵魂自省”的层次。
耻感是“错误让我羞耻”；罪感是“错误让我羞愧”。一字之差，相谬何止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