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达到8%到10%。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涌现了出来，贫富差距大得离谱并且有日趋严重的势头，社会治安混乱不堪（笔者身居广州，耳闻目睹可谓体会颇深），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结构性失业尤甚，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等等不一而足。经济学上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在目前的中国日益凸显。

 如何解决这个冲突也便成了本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构建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三农问题、就业和再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信用等课题在两会中的议程中占据越来越显著的位置等等都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有最近两年在经济学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国有资产产权变更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也是这个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选择及它们之间的冲突该如何化解的问题。

    笔者也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前几天笔者就在搜狐评论上读到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周认为中国经济到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产权需要重新界定，政府必须提供合格的“为市场交易守夜”的服务，否则就会上下交征利，秩序混乱。

    笔者在这里不想钻到旋涡中心去讨论到底是私有好还是国有好，也自认为没有那个实力。郎咸平、张维迎、左大培和周其仁等诸人争了那么久谁也不能说服谁，我一个区区本科生怎能插手？但是，这并不阻碍笔者的思考。周其仁教授提出“‘为市场经济守夜’的服务”这一概念，笔者觉得意义重大。虽然这个概念本身显得含糊其词，但的确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认识到，尽管此二者在目标、手段、思维方式等等诸多方面迥然相异，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关联相当紧密且意义重大，弄清它们之间的关联，对于公共决策、公共项目可行性分析、经济现象的解释等等各方面都是利莫大焉的。下面则是对这种关联的一个具体应用。

    周教授在文中指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为市场经济守夜’的服务”供不应求。笔者很赞同这个观点，它从本源上揭示了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可谓颇有见地。按照周教授的这一说法，再根据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求原理，守夜服务的成本很自然地就会升高。政府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等等社会问题就成了成本升高的表征，这些从根本上来说是前述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引发的后果。

        在周教授的这个观点下，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便转化成了该如何降低政府守夜服务的成本。只有降低了成本，才能化解矛盾，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前文提到的供求原理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最好的解决途径。

    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至少有如下两条。其一，保持社会对政府守夜服务的需求不变，仅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只要增加了守夜的供给就会降低其成本。那么，如何增加守夜的供给呢？周教授没有指明。守夜的内容是什么呢？周教授同样没有明说，只是说为了市场交易而守夜。既然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增加“为市场交易守夜的服务”，就能在增进市场效率的同时，降低守夜的成本了。

    问题是如何增加这些服务？从增加投入的角度看，可以建立一个更庞大的政府（但要时刻警惕机会成本过于高昂，即得不偿失），或者如周教授所说，把政府资源从“副业”（文中指经营国有企业等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中抽出投入到正业（即“为市场交易守夜”）中去，这两种方法都受边际产出递减的束缚，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只得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考虑，改善体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这也是西方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谈。但是体制的一个很致命缺点就是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必须有中国自己的体制，而且是适应这个阶段的现状的体制。我所说的这个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体制、产权制度等等相关的体制及制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则有待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去探求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现在的经济和社会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就说明现行的这种体制不是最适用现在的。

        其二，可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即可以通过降低进行市场交易的主体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守夜服务的需求来缓解供不应求的压力。如何降低？这里至少有两种路线可供选择。一种就是把政府的担子撂给市场，让市场的定价机制和价值规律等自发性的秩序来协调和监督市场交易。这对前述各种体制的要求都比较高，如专制政体对市场来说是一个隐匿的老虎，随时都有可能出来搅局，市场在这种体制下运行无异于虎穴取子，危险得很；法律体系若不健全，市场也是举步唯艰，其他的如舆论社保等等制约关系都是很明显的。

    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资产重组，简单地说，就是既然僧多粥少，就让一部分没有慧根的和尚去还俗算了，省得占用了本就稀缺的“守夜服务”资源。只是“还俗”并不是简单的打包回家那么回事，资产重组也绝不仅仅就是市场化私有化。经济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市场经济这么一个经济体制，而应该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最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资产重组也必须围绕着这个坚定不移的价值取向来开展。如果私有化确实能够提高最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那么私有化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仅仅是损了一大片而肥了一小部分人，就不得不对私有化重新审视权衡了。这也是有悖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也会对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里遗留了一些问题，如前面所说的体制该如何改进？增加供给和减少需求，两者如何选择如何搭配，才是最适合的？是否还可以从供给与需求曲线上做更多的文章？如改变其斜率即其弹性？该怎么去改变？改变程度如何才算适宜？当然还有周教授的“守夜”的内容到底该如何界定？因为一旦这个内容变化了，就不光是需求和供给曲线的问题了，虽然那两条曲线的变化还可以遵循原有的思路，但整个坐标图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具体的策略又要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