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普罗文学即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12月7日下午，北京社会科学院赵京华教授在北校二教116为东语学院日语系师生主讲了题为《普罗文学的政治性和世界性——小林多喜二、鲁迅与1930年代中日左翼文学的同时代性》的专题讲座，将听众带回到1930年的历史年代，反思现今的文学现实。

赵京华教授

    2008年春天，由日本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撰写的普罗文学代表作《蟹工船》在萧条的日本图书市场却突然走红，销售高达150万多部。为何这样一部无产阶级文学著作会在时隔70年后再度打动人心并被人们所关注，赵京华认为这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探究。他指出，尽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多种，究其根本还是由无产阶级文学（即普罗文学所固有的特质）：普罗文学的政治性和世界性决定的。同时，尽管《蟹工船》的再度畅销带来了诸如“かにこしる”（穷忙）的流行语的产生、日本共产党在日支持率的直线上升等现象，他认为历史上的普罗文学却并不会因此而复活，但是由此却“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小林多喜二这样的一部作品依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今天我们的文学是不是没有履行其具有的评判现实、揭露社会不合理、揭露经济剥削和资本压迫现实的这样一个功能。”

    赵京华指出，现今的文学界充斥着娱乐、猎奇、凶杀文学，而缺少履行文学评判现实特性并且体现普罗文学的政治性和世界性的文学作品。他表示，文学的确具有娱乐性的功能，但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文学的全部。而今在中国，我们劳工的现状有些甚至比日本还要恶劣，《蟹工船》在中国也应该引起关注。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他这样表示，“不是说文学应该是这样的政治性，而是我们需要一些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来平衡文学生态，启发人们的价值判断，从而使社会更加健全。”

何为普罗文学的政治性？

    赵京华表示，普罗文学的政治性有三个方面，与我们所讲的革命的政治性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差别。第一，按照社会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唯物论，从阶级对立的逻辑，整体把握社会的结构并发现政治斗争的途径，即看到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的关系；第二，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即从资本固有的逻辑出发分析社会的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第三，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侮辱与被侮辱的人类关系进行揭露和批判。“在此基础上，给予自己的价值判断”，赵教授认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他说，从80年代讲究审美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相对的放弃了文学的价值判断的基本功能。但是具有这样的文学价值判断的政治性的《蟹工船》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他简要介绍了小林多喜二以及《蟹工船》的内容，指出其通过蟹工船上的劳工被残酷奴役的劳动形态揭露了当时残酷而复杂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背景及其本质，揭露了帝国主义、财阀、国际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赵京华指出小林所处的时代现状是资本运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资本化的现今世界，造成人与人的关系向商品与交换的关系的转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纯真关系的遗忘和缺失。

何为普罗文学的世界性？

   《蟹工船》这部小说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批判本民族国家的问题，从而追求一种无产阶级或者说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纵向的联合，展现出广阔的世界视野，这是小说的世界性。小说通过艺术上的表现手法和思想上的思考及揭露对日本海外市场扩张进行了批判，具有国际视野。赵京华表示，这样一种超越一国界限的政治视野在今天依然要给予高度的评价。他通过介绍另外两位日本人山上正义（鲁迅《阿Q正传》的译者）和尾崎秀实（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指出，当时的作家关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并肩作战、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这样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反抗白色恐怖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经历体现出了普罗文学高度的世界性。

    他反思，新时代的积极分子能不能有一个新的联合来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这也是新国际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历史上的普罗文学有许多的经验、启发，借着《蟹工船》的回归，今天要重新评价，重新利用这样的思想资源并思考如何超越。

普罗文学在现今世界的意义

    结合现今的文学界现状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富士康”事件，“广本”事件），赵京华认为我们应该重拾普罗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和世界性，尤其是要创作出有力量、有批判、有震撼人心作用的作品，认识社会的合理与不合理，揭露社会现实，使读者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他表示，希望在座的同学们中能够产生这样的反映社会现实、有思想深度的文学家。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