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建华教授的时候，他刚从上海参加全国双语词典研讨会回来，会上，我校词典学专业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的获奖论文占全部获奖论文的一半，我校的章宜华教授参与编著的两部词典则分别获“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一、二等奖。他们都是黄建华教授的“徒子、徒孙”。我们的访谈就从这次研讨会谈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您的学生们获得很好的成绩。您觉得学生拿奖跟自己拿奖有什么不同感觉？

    黄建华教授（以下简称“黄”）：一样地高兴。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拿奖我更高兴一些，因为这说明事业后继有人。词典学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现代人谁能离得开辞书？这次会议召开的经费就是出版社赞助的，说明社会上对词典学也很重视。民政部专门发了一个社会团体机构登记证书给“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辞典专业委员会”，由民政部给一个社团发证书，现在是非常难得的。

    黄建华教授是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兼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广州翻译协会理事长，曾任亚洲辞书学会首届会长，国际词典学杂志编委。

记：词典学是一门很艰深而且繁琐的学问。但我们知道您是毕业于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后来为什么转向主攻词典学这个专业呢？

黄：文革后期商务印书馆约我校法语专业教师编一本《新简明法汉词典》，我是这项工作的主持人。1979年，《辞书研究》杂志创刊了，我成了他们杂志的特约撰稿人。那时候我已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译审，为了给《辞书研究》写稿，我遍访了法国的词典大家。其中找知名的词典学家ROBERT（罗贝尔）特别有意思，我用电话本一查，同名同姓的一大堆，我便挨个打电话，就这样找到罗贝尔，可他还不在巴黎住，后来他约我在一家五星级宾馆见，我如约前往，发现他还带了一位保镖样的壮汉子，因为不知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嘛。（笑）我和罗贝尔畅谈两个多钟头，临走时他送了我一本书，《长年累月攻辞句》。就是这样，我在一次次的走访法国词典大家的过程中，对词典学这个专业越来越有兴趣。

那个时候，我就预计到该学科会有很大发展。人类有两种书，一种是拿来读的，一种是拿来查的。将来查的书一定会比读的书还更多，因为知识太浩瀚了。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的辞书类的出版物占全部书籍的百分比已经很高，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基本还是一本《新华字典》打天下。回国后，形势正如我所料，辞书学慢慢发展起来，词典出版数量猛增。现在的双语词典研讨会与以前不一样，过去有很多单位不愿意承办，现在是都争相要承办，以至于每次在哪个学校开研讨会要“竞投”，表明了这项事业的发展之快。我的心得是：学术兴趣+社会需求=学科生命力。

除了辞书研究，黄建华教授在法语翻译上成就也很大，出版过好几种社科译著，主译了由商务印书馆规划的“世界学术名著”四种：《自然法典》、《公有法典》、《塞瓦兰人的历史》、《论实证精神》；还翻译了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

记：您觉得翻译跟双语词典有些什么不同与联系？

黄：词典的翻译，比较严谨但也比较“呆板”。但是社科类的翻译，特别是文学类的翻译就很不同了，要求有很强的灵性和悟性。西方一些专门翻译学院不设文学翻译课，因为觉得这是学不来的，清代袁枚就说过“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就是这个意思。词典学之类的学问可以靠努力学习来取得成就，但文学翻译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做得好的。也就是说，技巧类的东西能学，悟性类的东西还得讲究天分。

记：您还出版过一些文学作品。

黄：是的，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两本诗集。我年青时代是很喜欢文学的，但是后来没有得到发展。不过青年时代的爱好一直没有完全磨灭掉，所以现在仍然喜欢。在写写译译的过程中，有件事特别让我高兴，我有篇译文（《热爱生命》，蒙田作，黄建华译）编进了中学语文课本。

天道酬勤，黄建华教授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受到的荣誉称号有很多，198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批准定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二级教育勋章，1999年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

记：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黄：得到荣誉当然很受鼓励，但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宠辱不惊。我想得奖是有多方面因素的，我认为可以看得更淡一点。

在广外，黄建华教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他是一代宗师梁宗岱先生的弟子，又是现任党委书记校长徐真华的老师；他从1989年就任广州外国语学院的院长，1995年广州外国语学院与广州外贸学院两校合并组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即任新大学校长，至2000年6月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一共任了11年院（校）长。

    记：您在任校长的这么多年里，有很多酸甜苦辣，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不能具体说说？

黄：最难忘的无疑是两校合并的过程。那个时候，不管是具体利益问题还是两校员工的心态平衡问题都很费思量，我不能偏于任何一方，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当时有很多工作特别难做，如搬校区一事，让大朗校区的学生搬到校本部来，许多大朗学生联名上书给我，说不同意搬。我顶着压力下决心搬一部份过来。搬过来的学生发现本部环境和氛围很好，后来大朗的学生又联名上书，说要求也要搬过来。（笑）。于是学生们都搬过来了。慢慢地学生们都安定下来，我就退下来了。

    记：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对学术研究一定有所影响？您是如何协调这两者的？

黄：我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只有一句话：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术上。没有周末，甚至年三十晚上的春节联欢晚会都不大看，都在作事情。如果不是那样争分夺秒，根本什么学术成绩都不会有的。

记：您觉得“为学”跟“为人”有联系吗？

黄：有的，某“辞典大王”就是一个反面例子。他几年内出了几部大辞典，雇佣一些学生来搞“剪刀加浆糊”，大量侵权，这种做法是为人所不齿的。不管是“为学”还是“为人”，我都主张要踏实，宁可默默无闻地打好根基，切勿东摇西摆。

我校九月份刚刚召开“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研讨会”。会上举行了《宗岱的世界》系列丛书首发式，这套丛书的主编就是黄建华教授。编写这本书的过程用去三年时间，包括收集梁宗岱的各种著作、译作，收集社会名流对梁宗岱的评论、评述，其中“宗岱生平”黄建华教授为主要的写作者。

记：您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来编这套书，觉得它对我校、对于广东省文化界有很大的意义？

黄：是的。这件事情，我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是梁先生的学生，梁先生在广外度过很多年，一直到逝世。我认为应该让广外的学生知道、了解、感受梁先生。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召开“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纪念会”以及在会上让学生来朗诵梁先生的诗歌和译诗也是我的提议。作为梁先生的学生，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了。

编写《宗岱的世界》是很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多方支持，我也没办法促成这套书。广东人民出版社觉得这套丛书对宏扬广东文化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也很支持。这套书出来之后，我接到多方的来电来信，都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先生若泉下有知，该会哈哈大笑的。（笑）

记：您来评价和比较一下梁先生和您自己的成长和治学路子，好吗？

黄：与其说梁先生是一个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才子加诗人。这两者的区别是：才子诗人是靠灵性和感悟出成就的，不是单靠勤奋。梁先生才情横溢，不受拘束，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文人。而我这代人，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欠补”。我们不如陈寅恪，不是出身书香门弟，我家父母都几乎是文盲，并不很支持我读书。到了青年时代，又遇到政治运动不断；我们也不如梁宗岱，小时熟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便去欧洲留学，这也是梁那代人能学贯中西的原因。文革前后我们损失了大概10年多时间，那时正是二、三十岁的学习的黄金时代，就这样浪费了。可以说，今天个人有一些成绩，那是自己“拼死拼活”拼出来的。

记：您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并没有比以前轻松，每天晚上都看到您办公室亮着灯。为什么不好好享受愉快的晚年生活？

黄：我在编一部《汉法大辞典》，这项工作很繁重，而且，非要做完才有意义，如果只做一半就等于前功尽弃。所以我只能被“捆绑”在这里，心无旁骛争取尽快将它完成。

记：为什么要给自己加这个压呢？

黄：辛辛苦苦当了一辈子老师，最后再编一本对学法语的学生有帮助的词典，也是我的一个心愿，算是给教学生涯划一个句号吧。

采访过程中，记者无时不感到黄教授亲切、诚恳又睿智的个人魅力。“扎扎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做人”，这或许就是黄建华教授作为一位老师和前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