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路线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也已成为国际公共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它不仅被视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方法论，而且还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治理模式的独特的公共治理模式。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群众路线，爱德华·哈蒙德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执政理念看作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Edward Hammond: Marxism and the mass line，Modern China,Vol.4, No.1, 1978）斯科特·哈里森（Scott Harrison）在他的《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一书中也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经典的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入其中。至此，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
首先，群众路线不是精英路线。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双重摧残下，为摆脱落后挨打和追求现代化，无论是晚清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之所以会以失败而告结束，都是因为人民的缺失。即便是代表农民起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也是由于起义军领袖们脱离群众，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没有贯彻执行符合农民利益和需求的土地政策，最终失败。由此看来，光有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光有成套的理论，光有各式各样的主义对中国人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群众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只有贯彻群众路线，才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时刻，力挽狂澜。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内部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主张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左倾”力量占据了上风。究其原因，根源恰在于激进的“群众路线”本身。为挽救局势，将“群众路线”的实践重新纳入正轨，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议，把工作重点转向争取群众和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及时纠正了盲目组织群众发起暴动的行为。20世纪30年代，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及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议也经历了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过程，经过激烈讨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
第三，群众路线是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不仅承担政治领导的任务，而且还掌管政府的治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总的规范和机制，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机构组织普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建国初期就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运用。这一系列制度又反过来确保了群众路线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延续。
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新任务也对群众路线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新要求。对我们党而言，摆在眼前的任务具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性。就革命性而言，党需要充分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坚持群众路线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 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在他们身上“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建设性而言， 国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廉洁的行政治理系统。然而，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使得一度杜绝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现象，在建国初期出现死灰复燃的苗头。坚持群众路线无疑成为克服政府行政机构自身弊端的有效的价值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强调与发展群众路线来提醒全党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制定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方针时，毛泽东将“相信群众，相信党”作为两条根本的原理。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入其中。 至此，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原则之一。站在群众路线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明确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作出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中国的外交策略也开始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 在1960年5月《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人和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 ”
第四，群众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作风保障。
“文革”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开创性的继承与发展。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在他看来，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群众路线。 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他主张“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就是物质利益，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方面工作成败的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这笔珍贵历史经验的现实价值。 江泽民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脱离了群众就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脱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很好地融合起来：一方面，群众路线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又是群众路线和群众利益的最好体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成为新时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指针。胡锦涛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民务实清廉，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全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最后，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认识始终是敏锐的，也是极具洞察力的。 五四时期，他就强调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八年后，他又首次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标志着他的群众观点从早期的激进平民主义转向更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群众观。谈到革命战争和经济工作时， 毛泽东多次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 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只有关心并组织好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进入抗战时期后，毛泽东又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 在《论持久战》中，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在党的军事思想与战略中的最完整体现。 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强调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方面工作成败的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
习近平同志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中，指出“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坚持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绝不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凸显了新一届领导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
二、群众路线面临的现实挑战
建党90年多来，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经历了革命年代和和平发展年代的考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洗礼，既有值得褒奖的时代传承，也有令人痛心的巨大流失; 既有值得坚守的价值传统，也有亟待改进创新的实际问题。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正确认识面临的挑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时代提升与应对，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第一，群众主体的弱势群体化使群众路线面临离散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为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群众这一主体结构和利益要求也出现多元化发展，给我们党带来了群众路线离散的挑战。一方面，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的突起，对党如何扩大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挑战。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被我们党明确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只要符合条件同样可以入党，可以成为人大和政协代表，甚至可以直接担任政府部门领导。但是，由于政策瓶颈等原因，大多数新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较低，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难度较大，已有的一些措施和做法仍然不能满足新社会阶层各种利益发展的需要，开放的范围和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加强。
另一方面，与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执政基础即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却逐渐沦为弱势群体。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形成了一个包括固守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断裂”。这种情况必然使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度降低，近年来出现了多起“社会泄愤事件”，这些事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参与其中，借机发泄心中的不满。这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是社会危机的重要信号，如果不能尽快加以合理解决，党的执政合法性将受到严重威胁。如何运用群众路线来扩大群众基础和巩固阶级基础，来吸收和同化新生社会阶层，整合不同阶层利益，进而整合社会，使党真正成为群众所信任依赖的利益代言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第二，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大量存在使群众路线面临退化的挑战。
所谓精英主义思维，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具备特殊技能的精英式的职业政治家才能处理愈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成为政治核心和支配力量，人民大众只能是群氓。在此思维之下，在一些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矛盾处理上，一些地方干部往往将群体事件视为刁民作乱而简单粗暴处理，甚至给群众扣上“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黑恶势力”等帽子缉拿追捕。而在 1957 年，毛泽东就曾针对当时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一些罢工、请愿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所谓“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等错误认识，专门指示: “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规范发挥底层政治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我们必须好好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 60 年代，周恩来历数 20 种官僚主义表象来反对官僚主义，并认为这些官僚主义作风“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就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但时至今日，官僚主义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不讲科学、胡乱决策，贪图虚名、追名逐利，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开几个座谈会，就算走了群众路线，往下走一步就是深入基层，与下一级干部谈几句话就是深入群众。群众“被调研”、“被下访”、“被幸福”、“被上楼”屡见不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似乎变成油火关系。因此，如何重塑群众观点，强化推动群众路线工作作风，促使党员干部与群众能够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奋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这是应对官僚主义挑战必须作出的回答。
第三，固化阶层的出现使群众路线面临虚化的挑战。
阶层固化问题，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构成趋于稳定，底层人员向上流动受阻，而且社会不平等结构出现代际转移或传承，即所谓“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已然隐现，一旦落定，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和误读将显性化、扩大化，对社会公平正义将是极大的冲击，还有可能形成爆发式群体性矛盾冲突，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阶层固化意味着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纵向”流动。这种流动缺失的背后，是公平正义的缺失。当前突出表现在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与就业的不公平。从教育层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教育费用的攀升、高考公平性的缺失和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匮乏等因素影响，普通百姓出身的底层子弟已难以均享教育机会，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向上流动模式受到挑战。从就业看，公平性的恶化程度似乎比教育界更糟。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父辈社会地位的高低，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成为子女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一句风行网络的“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多少年轻人的无奈与叹息。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不断爆出的“老子招儿子”、“量身定做”等新闻更突显就业的不公平，而这种“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的情况在县一级尤为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
阶层固化使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尖锐化、固定化、代际传承化，这容易使人们对群众路线所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合法性价值产生怀疑，群众路线还能否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价值功能? 我们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阶层固化的最大隐患不是形成了相分离的利益集团，也不是阶层流动受阻，而是使下一代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失去认同感和追随动力。一旦形成个人无法凭知识和能力改变命运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如何让下一代感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何让人再相信群众是创造世界的主体力量，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
三、群众路线挑战的对策分析
如何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干部真正坚持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需要从当前社会现实出发，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才能与群众尤其是与普通民众建立密切联系，从根本上转变作风。一般来讲，这样的切入点应从利益、思想、制度三个层面去寻找。
首先，利益问题是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必须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为切入点。胡锦涛指出，“我们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的利益。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和帮助群众正确认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这个切入点的原则就是从维护群众不断发展的利益需求出发，根据群众利益需求的满足情况设计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使二者保持一致。凡是群众路线坚持得好、群众利益维护发展得好、群众间利益协调得好的干部，获益就多，反之就少或没有。
其次，思想问题是作风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必须以强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为切入点。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切入点的原则就是以思想“灌输”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接受思想教育，强化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信念，真正找到化解干群矛盾的“思想钥匙”。
再次，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必须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为切入点。刘少奇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个切入点的原则就是保证“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矫正和约束我们的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在这条路线上获得安全感和成就感。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使我们的干部在贯彻和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或失误，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攻势下，失去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和信心。因此，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及其有效执行机制来激励我们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信心和决心，来矫正和约束我们的干部在这条路线上的偏差或失误。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有它的一般性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它的特殊要求。在新时期我们需要找到适合坚持这一路线的方法和技巧，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甚至有时会事半功倍。如何转变工作作风？
第一，以扩大民主法尊重和维护群众的政治地位，尊重和维护群众对决策和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群众的民主意识也在增强，部分群众具有参与政治进程的强烈愿望，理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因此，畅通群众利益和愿望、意见和建议的表达渠道非常重要。邓小平说，“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索新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以关心群众法培养和建立与群众的感情。邓小平说，“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群众工作方法。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思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