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5月9日下午，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徐国琦作客广外，为法学院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和国际关系硕士专业的师生做了题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新范式”的学术报告。出席报告会的老师有孔庆山、施爱国和郑腊香等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王树春教授和党委副书记卢海清会见了徐国琦教授。报告会由孔庆山教授主持。

    徐国琦教授首先介绍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他的另一本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享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然后系统性地介绍了历年来历史学界著名学者们曾涉及到“共享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和观点。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中美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现今的中美关系大局的把握和走向都会有现实的作用。时代在呼唤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对共享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学者们冲破多年来只着眼于研究中美冲突与对抗的思想困局，从而跳出冲突的旧有思维。因此，这种研究新范式无论是对历史研究方法而言，还是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后，徐国琦从研究文化共享的作用，中美利益共同体和蒲安臣使团三个案例入手，对中美共享历史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

徐国琦认为，多年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学术界，都存在着冷战思维，或者说是“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因而使得中美关系的研究难以脱离对抗与冲突的范式。他以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为例讲到，亨廷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会在西方文明国家与儒家文明或伊斯兰文明国家之间爆发。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观点进行猛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本身又深受其冲突的观点影响。这些学者认为，中美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的稳定可靠，因而中美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如果这种观念一旦占主导地位，必会导致中美间的猜忌，进而导致误判，最终导致冲突。因此，如果说是中美之间现实的文明不相容，还不如说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导致的误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水火不容”。对此，徐国琦认为：历史共享的研究可以减少这种误判。诚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种历史共享的研究正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下促进了解，因为共同的认同可让彼此放下猜忌与成见，走到一起。

 “剪不断，理还乱”，徐国琦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上看，都使得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是难以切断的，而两国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中美两国不可能分道扬镳。徐教授引用基辛格的话说，中国和美国两国都太大，因此无法控制彼此；又都太有个性，因此无法相互迁就；彼此相互需要，因而两国又无法分道扬镳。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融均很好地体现了中美两国紧密的关系和共同的利益。

最后，徐国琦还举出了蒲安臣使团的例子来证实了中美共享历史的存在。徐国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蒲安臣这位美国人作为中国外交使团团长，出使欧美各国并为中国争取到了许多利益这一历史事实，乃是因为，就当时而言，中美两国无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满欧洲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中美两国当时都处在相同的历史情境下——均有内忧外患。当时英国人在《泰晤士报》上质疑，蒲安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替中国人服务呢？他们轻蔑而又妒忌地把蒲安臣称为“中美人”（Chinese-American）。英国人对蒲安臣使团的这种质疑与评论本身，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利益共同体的存在。研究中美两国共享的历史，有利于两国“求同存异”，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互动环节中，师生提问十分踊跃，徐国琦耐心地进行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