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有何区别？西方文论是否可以套用在中国文学中？西方文论“有用”还是“无用”？11月5日晚，我校“著名教授论坛”第246讲由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及文学评论家吕正惠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西方文论的有用与无用”的讲座。从中国古典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全唐诗到荷马史诗，从文学到社会，吕正惠结合自身经历，生动有趣地诠释了西方文论的利与弊。

现场座无虚席

窥斑见豹　由诗出发

　　吕正惠开宗明义，亮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要读西方文学理论，但不要相信西方文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快速现代化的阶段，信仰西方、学习西方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台湾各大学里的教学、学术模式都在模仿西方。因此，当时比较保守封闭、只学习古代文学的中文系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青年时期的吕正惠也“被迫”接触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可在接触了新批评主义、心理分析、神话批评、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论后，他却陷入迷茫痛苦的困境：他该如何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此，他戏称自己“右手一套旧武功（中国古代文学），左手一套西洋拳（西方文论），但完全不能配合出招。”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吕正惠领悟到，西洋文学理论跟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关系。随后，他从形式上比较了中西方古代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多抒情诗，诗人钟嵘在《诗品》中提出“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诗歌以“三品升降”、四季变化以及人生遭遇影响人。亚里士多德却在他的《诗学》中把诗定义为“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西方文学中著名悲剧、史诗，如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等就是叙事诗的代表。吕正惠总结，西方的古代文学理论核心是“模仿客观的人生”，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抒发情感、表达内心”。

吕正惠深入浅出解读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现代视角　以西度中

　　“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但吕正惠认为，这不足以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已被完全西化了。谈及这一问题时，吕正惠提到了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老舍和鲁迅。一说到老舍，总有人认为老舍的小说深受英国本土作家狄更斯的影响。事实上，老舍作品的创作灵感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说书文化，其作品的民族主义色彩十分浓重，最直接的表现，是他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物心理分析。

“中国的文学作品是不擅长做心理分析的。自古以来，说书人很少会揣摩人物心理，我们中国人更倾向于琢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非主人公心理及情感如何变化。”吕正惠总结道。其实不止老舍，对于喝过“洋墨水”的鲁迅，吕正惠认为其小说深受中国史传的影响，其精神里饱含着中国史传和中国传统小说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绝不符合一些人所定义的“完全的现代小说家”形象。“一部完全西化的作品是一部完全没有文化特色的作品，”吕正惠强调，“完全地模仿西方作品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莫言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在模仿马尔克斯、创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过程中仍不忘为其小说注入中国本土文化。

推及社会  论述文明

如今台湾有声音认为：“既然无法改变中国（指实现全盘西化），那我就不当中国人”。吕正惠义愤填膺：“这种逻辑荒谬得让我无法接受。文明不是普世价值，不是所有都要全盘接受！”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摈除其传统文化，实现完全西化。他以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统治的“雾社事件”为例，说明过分追求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不尊重民族性，过分强调西化而忽视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都是行不通的。

他还以北京、广州等地的交通秩序为例，指出不是中国人的文明比西方文明落后，而是这本是中国的社会基本形态。套用一名大学生的评论，他戏称“（外国）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好脏好乱好快乐。”“向传统靠拢不证明传统是对的，我们向传统妥协，也不证明我们是不对的。”吕正惠娓娓道来，“每个社会都有其文明，改革要慢慢来，循序渐进。”
　　会后，记者采访了参与此次讲座的学生，他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一位中文学院学生谈到：“一味地追求西式已成当代中国人常态，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关注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本次著名教授论坛由我校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主办，中文学院承办。出席此次讲座的有我校副校长顾也力，中文学院院长刘小平以及各学院师生。讲座上，顾也力还向吕正惠赠送了纪念品。

顾也力向吕正惠赠送纪念品

附：吕正惠介绍

台湾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教授；人间出版社总编辑。主要研究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台湾文学。著有《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ＣＤ流浪记－－欣赏古典拥抱浪漫》、《泽畔的悲歌－－楚辞》、《白香词谱》、《芳草长亭路》、《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