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的大学生活

我平生第一次只身来到了武汉的珞珈山，马上就被解放后那火红火热的生活所吸引，积极投身各种政治活动。武大当时的秘书长（实际上是党代表）就是鲁迅批判过的徐懋庸，他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中间休息两次吃饭），我们在大礼堂坐着小板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又开展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我被任命为校刊《新武大》的副主任委员（主任是教务长韩德培），其实仅是挂个名，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法律系的一位讲师，我只是当跑腿，管点具体事务，从校对、到排字房去看老师傅改字粒和拼版、分发报纸到把徐懋庸的发言（或社论）校样送给徐家秘书，等等。偶尔也写一点报道或小评论。当时的运动席卷全校，把很多老教授都卷到里面去，《新武大》也出得越来越频繁，有时隔天就一期。课堂教学则处于半开半停的状态，英语课程的内容很浅，老师是袁昌英教授，她倒是十分开明，要我不要来上课，爱到高年级去听哪一门课就听哪一门。我听了一下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又恢复了我的自学生活，因为文艺创作搞不成（但也发生一件小事，当时宿舍一个房间住8~9人，常有些磕磕碰碰的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把性格不同的几位同学的争吵描写在一个小笔记本里，谁知这个本子给同房同学发现传看，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认为十分传神），就决定转而自学文艺批评，于是就捧着一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选集到图书馆去看，同班同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在武大大概两年多，其中有一年是因为查出有肺病而被停学卧床休养。当时没有什么治疗条件，而武大一位副校长自己染有肺病是靠卧床休息，加强营养而治好的。他就只好采取行政措施，让所有染有肺病的学生，休学一年，就地卧床休养，免费吃营养餐（三荤一素，另每天加一个鸡蛋）。所以我在武大的两年多，不是搞运动就是修养，学习上无大进展。其后因为院系调整，武大外语系的学生和部分教授，和中南区的几所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一起合并到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到中大的一年多，虽然小运动不断，但读书学习的环境大大改善，在戴镏龄、骆传芳、蔡文显、王多恩、谢文通、骆夏露德等教授的教导下、我完成了高年级的课程，在大四两个学期，全部课程都得了5分。这是因为中大所开的各门课程都和我的志愿比较吻合，而这些教授又都有真才实学，而且教学认真负责。但在这一段时间，我和另一个同学却经常被省外办借调到广州去做英语翻译，少则几天，多则超过一个月。我记得在尼赫鲁第一次访华时，有一个印度报业集团的记者代表团为他打前站，他们先在广州参观几天，我负责全程陪同，最后一起坐火车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当然免不了要到各个仰慕已久的景点参观，从故宫、颐和园到鲁迅故居，然后才坐火车回穗。但是回校后等着我的是谢文通教授的莎士比亚课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威利斯商人》，考试方法是拿出其中的几段话要我们诠译成现代英语，而我却拉了几次课。这可是实打实的，不能靠胡诌几句就能敷衍过去，于是在归途的短短两天中我就在火车上突击看莎剧。回校后参加考试，居然在以严厉著称的谢师手中得了个5分。在我所得的众多5分中，这确实是我最为弥足珍贵的一个。

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我国外语系的办学方向大都是“走文学道路”，我就是这条道路的产物； 所以我毕业后被留校当助教，正是我一生最好的注解——延续这条道路。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的读书生活的延续。

在毕业前填写志愿时，我的首选是新华社。我梦想能够利用我的语言（包括汉语和英语）的知识和能力去当一个驻外记者，写些新闻和专题报道。所以我走向教师岗位不无遗憾。但是再一细想，也觉得在高校任教，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我的读书欲。我可以跑图书馆，座拥书城，雨打芭蕉，不也是我追求的生活境界吗？我当助教不久，中大就把我作为特殊培养对象，唯一的待遇是多发一张特殊的入库借书证，可以获准进入图书馆的珍藏书库。这样我有两张借书证，一共可借40本书。 于是我从中大参加工作开始，真正地确立我的道路，在中大15年，起初是从事基础课的教学，教过精读、泛读和写作，后来才教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好几门课程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新课。平心而论，对所教的东西，我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但是能够开出这些课，也多半靠自己努力和自学。例如叶启方教授为中大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他要我协助他改写讲稿的头一部分希腊罗马文学。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就只好从读英译本原著入手，读Homer的两大史诗，希腊Aristophanes的喜剧、Aeschylus, Sophocles 和Euripides的悲剧，Dante 的《神曲》，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1970年以后，中大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我又转向搞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也都是自己开书单，一本本读下来，然后开课、写讲稿，走的还是自学为主的故道。我在别的地方已谈过自己为什么转向，限于篇幅，我只能集中在谈谈我是怎样依靠自学而实行这种转向的。这些个人的局部认识和体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做学问的人。

1.      专注不可少

专注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目标培养浓厚的兴趣，充分认识“路漫漫其修远”，而坚持“上下而求索”。专注的精神就是“发烧友”的精神。我们见过种种发烧友，有电脑的、音乐的、画画的、集邮的，他们目标不一，但精神却一样：为了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可以不问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计较所花的金钱和时间，不在乎上下班和休假与否的区别。我在这里谈的是这种“精神”，相对于在一个时间段而言，而不是在任何时间里都那样做，该睡觉时要睡觉，该吃饭时要吃饭。只不过有时也会“废寝忘餐”。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钉子”精神，“青山不改”（执着），“绿水长存”（永恒）的意思。其实这种精神源于奋斗的目标的高尚与否。有人在发财梦的支持下不断敛财，也是专注，但那是卑下的，丝毫比不上“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那样高尚。我是在了解到应用语言学学科对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意义，才发愿要把这个学科引进，让它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的。我觉得这样的目标是有意义的，可以为我的专注“给力”。我不像我的后来者那么幸福，可以到国外去攻读硕士、博士，或是从游于那一位专家学者，取得重要的业绩。我毕业后，我国曾接着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后，向英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我被中大外语系推荐，由系主任戴镏龄师命题，要我写一篇讨论Robert Tressell的The Ragged Troussered Philanthropists的文章，这部小说很长，写得有点拖沓，有几百页之多，幸亏我早已看过，所以交了一份我自己感到满意答案。谁知当时的教育部执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阶级路线，政治审查下来，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激励，更坚定我走自学的大路。所以我非常珍惜能够到国外去的机会，每次回来都要带点东西回来。1973年我才有机会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团员第一次访英，那时我已经超过40岁了，而且访英的时间只有3周，我带回来的仅是一堆英国各学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就凭这些资料，我们就在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拉扯出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当初我只能开设一个非常笼统的课，包括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内容，说不上有什么分量。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分化，开出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课程，而且陆续写出了几本关于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教科书。特别是后者，有不少心理学的成分，我也是全靠自学和专注精神，才能逐步掌握这门学科的。从1978年起我在光明日报的《教育·科学》副刊上发表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开始一直到2011年我将要在《外国语》上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家的责任和良心》，前后30多年，我在不少场合上都不厌其烦地提到，要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要了解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的规律而不是按长官意志、个人的局部体验或商业化所编造的神奇广告来办事。 第二次（1988）访英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的，有机会到Lancaster，Edinburgh，Reading几个大学访问，我每到一个大学，首先是钻到图书馆里，有目的地找关于语言学方法论的书籍，发现这方面的书其实并不很多。回国后，我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语言学在我国扎根，必须讲究其研究方法，于是又专注在方法论上普及，终于最后和宁春岩教授一起完成《语言学方法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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