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活
当时香港学校（包括书院）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而且教师好像也甚不鼓励学生多看书，这也是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的标志。但是我从小喜欢看书，但又没有书看，只好到旧书摊去淘点书来看，可以说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所不看，包括麻衣柳庄、占卜问卦、武术防身、散文、武侠小说、文艺小说、诗词歌赋，等等，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语言学这样的东西。有时无书可看，就去读《辞海》的一些条目。后来懂得一点英文，也看一些掐去半页的杂志（有些过期的杂志，出版商不愿回收，只收半叶封面，但卖书小贩则降价卖出），如Reader Digest, Coronet和一些关于刑侦破案的杂志。战后常有一些美军军舰来港补给，一些军用罐头和给美国大兵看（叫做GI Edition）的书籍，也流到市面上来，价格都非常低廉。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如Whitman的Leaves of Grass, Fast 的Citizen Tom Paine 等等。在旧书摊里，我专门找那些平装纸面书(paperbacks)，无非是因为价钱便宜，且携带方便，我最喜欢的是侦探小说，Conan Doyle, Agatha Christie, Ellery Queen的作品是我的首选。应该说我开始的读书生活是漫无目的、而且读书“不求甚解”，实不足为训。
当时我又爱上了集邮，于是通过笔友会结交了很多笔友，用通讯方式来交换邮票。我喜欢收集英属殖民地的邮票，因为上面有很多风景秀丽、颜色鲜艳的图案。有一次在笔友会里找到一个在Rhode Island 的笔友，以为又是一个英属殖民地，就主动与之联系。结果收到一个大的包裹，里面有一封信，还有很多美国邮票和一些读物、地图。写信的是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Rhode Island是美国的一个很小的州，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要我看看地图和其他的读物。我得到包裹后，十分感动，就邮寄了一个木雕的中国佛像，作为回报。当时有一种邮局发行的航空信笺，只有一页，一面是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另一面就是给写上信的内容之用，写好后叠在一起加封，就作为空邮寄出，价格比一般的航空信要便宜得多。我经常买备一叠信笺，每周都要寄七八封。当时我的笔友有几十人之多，遍及全球。在通讯中除了交换邮票外，往往都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通过交友，我既增长了地理知识，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因为要在薄薄的一张信笺里写更多的东西，使我养成这样的习惯：直接把信笺放在我那破旧的打字机上来写信。这样做，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打下来就不能改了，好处是培养了我的思维能力，把用什么样的句子讲什么话，都事先想好，然后就打下来。我觉得好处比坏处要多。
读书还诱发了我的写作欲。我曾因为看了冰心、郭沫若的自传体的散文和小说就去模仿写我的童年，因为看了《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而去写武侠小说，但因为没有生活，写了几回就辍笔了。当时香港战后的中文报纸也慢慢多起来了，家里订了一份《新生晚报》，该报有一个副刊，每天都登一篇《怪论》，我用“你唔知”（广州话的“你不知道”）的笔名，写了一篇对香港殖民地生活不满的文章，居然给采纳了。从此我就给该报投了一些源自国外杂志(如Coronet)的奇闻杂趣的小文章，因为篇幅不大，适宜于当“报屁股”，也多半为编辑所采纳，后来居然还把我编写的一篇关于宋美龄在美国生活的较长的文章，作为副刊头条连载。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东西都是半写半译的，均非我的创作。这大概都是1946~47年间，用的是笔名“明磊”，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没有意思，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价值，就让它们淹没在芸芸众生的报海里。
这是因为我在1947年以后参加了一个由香港进步团体新民主出版社举办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其实也没有什么活动，只需交一笔钱，他们就把新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寄到我家里来。我又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那些在我面前展开一个新世界的读物，这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等，也开始订阅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周末报》。在文艺书籍方面，鲁迅的杂文也取代了巴金的小说和冰心的散文，成为我的至爱。总之，我开始“赤化”了，我首先做的自我反省是批判我在《新生晚报》写的那些“帮闲”文章，而且开始学习写鲁迅风格的杂文，还订阅前苏联的《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和美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并开始改用“史村”的笔名向《文汇报》、《大公报》投稿，多半为杂文，居然也有些被录用。我的思想像一朵鲜花在书院的局促生活难以绽放，觉得书院的课程枯燥无味，后来居然到了难以容身，便开始逃学，自己跑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去看书。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为自己定向，要当一个文学家或翻译家。《苏联文学》那时发表了一位年青作家冈察诺夫写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 Golden Prague），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反击纳粹战争中的故事，气势磅礴，十分感人。我于是就着手把整本小说翻译出来，谁知刚一脱稿，诗人袁水伯的译本就已经上市发行了。我等于做了一次练习，也完了我的“翻译家”的梦。这包译稿我保存至今，因为那是我踏入新征途留下的印迹。
这个时候刚好有一所为进步人士办的夜校，叫做中业学院，董事长是郭沫若，校长是成庆生。这个学校遵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我们的结业证书上就印有他的两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课程按文学、经济等专业分类，每天晚上上两节课。我于是报了文学组，上课的老师有楼栖（文艺理论）、司马文森（中国现代文学史）、黄秋耘（小说）、黄宁婴（诗歌）等，都是当时华南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我参加的不是第一期，据说在第一期里，郭沫若、茅盾都去讲过课。学校就在我家附近，于是我白天到书院学习，晚上就到中业，那里有很多追求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还办了一个春泥社，大家掏腰包来办了一个叫做《春泥》的同仁小杂志，我还走访过楼栖和黄秋耘，约他们为杂志写稿。楼写了一篇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杂志上还登了我从前苏联出版的《高尔基选集》里找到的一篇散文，名为《同志》。这个小杂志没有什么知命度，读者不多，而我们几个人都是穷光蛋，难以为继。出了一期就夭折了。
当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随后解放南京和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广州也解放在望。我们这些进步青年都渴望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哪里还有心呆在书院里过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我这个一心要当文学家的青年，渴望的是很快就扑向生活，可是却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听从了一个在新华社临时落脚的青年的劝告，回国去读念大学。 于是就在1950年回到刚解放的广州，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我对考试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实在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中学教育，而且香港的书院在理科方面远不如国内的中学。例如数学在当时中学会考中有数学和初级数学两门课可供选考，而国内则教到高等数学。我在香港会考中选考的是初级数学，所以对高考的数学科只能交白卷。我对国内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任意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武大。北大是因为它在我国的首都，武大是因为招生广告宣传珞珈山多么漂亮。我也想报考青岛大学和杭州大学，但它们的考试和武大的考试在同一时间段。谁知道我报考的两个学校都榜上有名，北大在广州只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之一。武大没有按地区排录取生，后来我到武大报到，才知道我是外语系录取的第二名。同学们告诉我，可以到教务处去查分数，结果一查，数学是0分，化学是7分，我得分主要是靠英语和语文、历史。后来我才弄明白，当时刚刚解放，各个学校恢复招生，生源不多。我舍北大而奔武大，也没有太多原因，主要是因为武大的体检通过，而北大则要求我再作一次x光检查，而我则因为痔漏开刀，已经请了两周的假，怕耽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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