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辉耀52年的人生履历中，重要的两笔都与广东有关，或者说，与中国的发展轨迹有关。
1977年12月，全国高校恢复招生考试，王辉耀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此前，他是四川一个不通公路、没有电灯和瓦房的乡村的插队知青，每天煮白米饭撒点盐就着吃，走5里路才能拿到订阅的《参考消息》。
2010年4月，王辉耀所著的《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以下简称《战略》）一书放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案头，并成为广东各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目。此时，媒体对他的描述有些冗长，“改革开放后最早获国外MBA学位的大陆华人”“加拿大第一位出生于大陆的华人外交官”“全球500强企业的高管”……
30年间，王辉耀成为全球化的标志性人物。他获得了来自西方社会的认可，在国外闯出了一片天地……在许多人眼中，王辉耀是一个人才，一个可以冠上“成功”“精英”等光鲜标签的高端人才。
“我不能给自己下结论，但知识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一个具备先进知识的高端人才，可以改变一种思维模式，直至改变一个国家。”王辉耀解释说，“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战前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美国的三倍，今天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40%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于美国。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不是偶然的。”
但这样的比较分析，让王辉耀感到深深的忧虑，“据统计，美国大约8%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中国大陆，远高于排在第二名的印度。中国花高价培养的人才流失到国外，给外国企业搞科技创新，然后这些企业再来到中国，利用创造的知识产权发财。”
王辉耀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多留学生都把自己的才智留在了海外，外籍精英更是少有人来中国工作。我们这片土地到底怎么了？”
基于这种发自身份和尊严的焦虑，王辉耀开始把80％的时间花在社会活动、研究和写作上。10年间，他写了20多本书，大部分阐述高端人才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他希望通过打造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的变化。
“这个世界这么多年来发生过无数战争，尽管大家为事业而战，为金钱而战，为统一独立而战，实际上没有一场战争比人才战争更为致命或者更为重要。”王辉耀说，“特别是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
“我们需要把大量的李彦宏、张朝阳这类人才吸引回来。我们要吸引大量外籍精英，你看日本是很保守的国家，但他们让美国人当‘索尼’的CEO，让巴西人当‘日产’的CEO……我们也要这样开放，给世界一个‘中国梦’。”在一次演讲中，王辉耀大声疾呼。
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人口红利阶段后，广东、长三角等地开始了艰巨的转型之路。在由制造向创造转身的时刻，一种对高端人才的渴望已无须掩饰。“我认为汪洋重视的不是我的书，而是广东的未来。广东能否实现这种由‘资’向‘智’的转型，对整个中国将具有全局意义。”王辉耀说。
在逐渐减少商务活动，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后，王辉耀也在关注社会的反应。在他的博客里，一篇关于人才竞争的文章刚放上去就有8万多次的点击量。这证明人才问题已引起大家的关注。
有人把王辉耀的经历总结成3个8年，第一个8年完成了知识积累；第二个8年完成了职业历练；第三个8年完成了身份转型。王辉耀说：“这个过程就像是在滚雪球，前面的每一步都在为后面打基础，而这每一步都离不开‘开放’。”
在王辉耀看来，这是他的发展轨迹，也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轨迹。
国家方略：直面“人才缺口”
《南方》：您近来在博客和媒体上多次呼吁，中国应直面和遏制人才流失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改革开放30年，中国派出的留学生超过140万，但归国比例不到三成，而获得中国绿卡属于永久性引进人才的外籍人士仅数百人。可以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才流失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国家之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硬件和经济待遇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机制、政策、环境、土壤的缺失。
《南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创业机会在减弱，对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
王辉耀：我并不这样认为。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她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机会所在，这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改变。目前，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未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继续，以及面临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型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等核心战略目标，中国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都将达到空前迫切的阶段。这将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南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海外高端人才的作用？
王辉耀：过去中国的高速发展基本靠投资拉动，以牺牲环境、资源和工人福利为代价。如今这种模式已走到了瓶颈口。下一个30年，中国需要什么来支撑？经济转型靠什么？这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一道命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才拉动将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可以确保中国从一个低成本的制造走向高效率的创造。而这些理由，也是我写作《战略》一书的最大初衷，希望宏观视野切入，让决策部门意识到人才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价值。
引才之道：机制决定成败
《南方》：很多公司和政府对高端人才缺乏相应的吸引技巧和手段，是否表示中国对高端人才的价值认识不足？
王辉耀：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目前都开始重视人才的作用。中央刚刚开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这为中国未来人才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当然，战略的重视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但政府还要直面很多体制上的问题。不能简单认为只要把经济搞好，硬件上去了，人才就自然会回归。事实上，10年前中国留学生回归比例还有35%，但2008年反而下降到28%，关键还在机制上。
《南方》：也就是说，政府虽已出台多项政策引才，但仍有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王辉耀：目前国内城市的商业模式、服务、文化传统和海外高端人才的需求仍存在冲突之处。我认识一个归国留学生，由于其孩子加入了外国籍，结果连就近入学都得不到解决。进入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比他的工资还多。而除了生活上的困扰，档案、评级、职称等原有体制内的评价机制也需要和国际接轨。如一些省份出台政策，面向海归招聘人才，但必须要有一年处级经验、三年以上副处级经验才能有资格报名，可有多少海归当过处长和副处长呢？这些看上去是细节问题，但反映的是理念和体制的陈旧、僵化。
《南方》：海外高端人才从欧美城市到中国城市发展，是否会产生巨大心理落差，造成二次“水土不服”？
王辉耀：东西方国情有很多差异，这种现象也确实存在。很多人对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低效的政务环境颇有怨言。一些地方政府只是摆出姿态，以数量多寡作为引才的最终效果，造成很多“引而不用”“用而不待”等消极现象，伤害了这些人才的积极性。当然，其中也有人才本身的适应问题。有些人因完全“西化”而不适应中国国情，这就需要进行自我调整。
广东布局：从“经济特区”到“人才特区”
《南方》：从制造业向创造业的转变，是中央赋予广东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机遇中，我们应当如何更新对人才的认识？
王辉耀：现在为全世界所熟悉的“中国模式”，就是广东最先摸索和创造出来的。30年间，广东利用境外资本，建立了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可以说，广东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在今天，广东已没有躺在人口红利上吃老本的条件了，传统模式不仅走到了极限，甚至已走入危机。在生产成本逐渐高涨的现实面前，广东必须由制造业拉动变为高科技拉动，这就需要补充大量尖端人才进来。另一个必须重视的原因是，高科技产业吸引的是大学生而非农民工，这对提升一个地区的整体实力、国民素质将有更大的连锁效应。从本质上，这与广东的“腾笼换鸟”“双转移”等战略部署也是一致的。
《南方》：在您眼中，广东在海外高端人才争夺战——这项国家战略中处在怎样的位置？和北京、上海相比，广东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哪里？
王辉耀：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是广东人，清末民初的留美幼童中又以广东籍为重，这证明广东有引领风气之先的历史传统。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经济特区的发源地，广东承接思想解放的风潮，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勇气，可以为高端人才提供更加宽松、高效、灵活的政务机制和商业环境。此外，广东又有毗邻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可以充分吸引这些地区的高端人才前来发展。我认为广东完全可以参与到这场国家战略中，并有积极表现。
《南方》：观察广东以往的人才政策，您认为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又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王辉耀：广东近年来出台了许多旨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我举一个印象最深的例子，现在广东已经有了“留交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符合未来广东发展趋势的模式。我认为广东需要做的是做大“留交会”的品牌效应和口碑，出台更加实在、到位的措施。比如设立政府主导的猎头机构，专门负责挖掘高端人才等日常工作，加强本地企业与人才的交流等等。我相信有一天，“留交会”能够达到“广交会”的高度，成为广东引以为荣的国家级交流平台。两种具备标志性意义的模式互相促进，一定能够保证广东发展的持续后劲。
《南方》：在政策环境上，广东是否有提升的空间？
王辉耀：广东是经济特区的发源地，现在能不能办起“人才特区”？在“二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关头，广东必须回答这道问题。我认为广东可以重拾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迈出“人才特区”这样一条新路。可以选择深圳、广州等地做试点，以香港等地为参照，在放开签证限制、人力资本出资入股、风险创投、建设国际学校等方面制定出台一些突破性的政策，给海外高端人才更加舒适的商业环境和生活环境。各级政府还可以设立办事机构，专事移民、留学、认证人才等工作，对引进人才与留学归国人才的事务进行全面统筹。
《南方》：新兴国家引才的成功经验，广东可以吸取哪些为己所用？
王辉耀：汪洋书记提出广东要“学习新加坡”，我认为这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也真正为广东找到了参照物。从人才策略上看，新加坡对国际人才的各方面照顾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知道，新加坡只有提供比欧美国家更好的条件，才会吸引人才留下。他们的政府非常有眼光，花了大量的钱在这方面。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个现象，新加坡跑到中国的优秀高中寻找人才，提供非常高的奖学金，培养他们成才。新加坡为什么成为“亚洲四小龙”？跟人才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广东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新加坡，可以说“不差钱”，关键是观念的变革。
《南方》：海外高端人才争夺战是不是一场“贵族游戏”，广东的二线城市是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王辉耀：边缘化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关键是广东怎么做。前不久我去了江苏省无锡市，当地刚刚召开了有1200多名海归参加的人才大会。无锡市主要领导告诉我，该市近3年中吸引了近1000家海外高科技企业。广东省内许多城市不仅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还有雄厚的产业发展实力，完全可以吸引海归和这些城市一起成长。我认为只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建设好的创业园区和创业环境，加之很好的政策，就有吸引力，就能让精英人才定居下来、立住脚。以广东的创造精神，只要认真重视就会取得积极效果，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出色。广东过去30年不就每每出乎人的意料？
王辉耀如是说
“我们愿意花钱买外国质量很好的商品变成‘自己的东西’，对外国最优秀的人才则恰恰相反，难道这不是‘重物轻人’？”
“美国的鲍尔森是高盛研究所的，就直接去做财政部长。中国的体制内、体制外的循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没有体制内的经验和经历，你在国际组织中当过局长也不一定有用。”
“一个公司说他们以前聘了一个海归没有用，连工商局都搞不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前跑工商局靠关系。现在工商局工作日趋规范，跑不跑都得批，这样海归就不用再跑关系了，就是越规范的环境中，海归越有用。”
“老实说，这些高端精英不缺工作。所以想要得到好的人才，一来看时机，二来看挖人技术。”
附：
王辉耀简介：1977年入读广州外国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现任广外北京校友会会长。84年赴北美留学，90年到香港工作，93年回国创业，创办三家公司，往来欧美与中国之间，成为最早的海鸥。97年加入欧美同学会，先后担任欧美同学会MBA协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创始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2000年至2003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副教授，开设国际商务管理课程。2003至2007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香港亚洲学院担任EMBA教授，教授中国商务课程。还经常应邀在国内为许多大学和国家有关部委和各地政府举办有关讲座。近年来还担任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不同社团和机构领导职务，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和研究工作。王辉耀博士著作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已发表有关著作20多部和相关文章上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