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晚深夜，何其莘教授在广州鸣泉居宾馆一楼大厅接受广外新闻网和校报记者现场联合采访

英语教学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称，英语学习是发达地区的奢侈品，在西部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英语教育水平非常低。针对我国东西地区英语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教育部有没有考虑出台一些方案来缩小两地差距，提高西部的英语教学水平？  

何教授：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记得1998年我们一行四人去云南大理的时候，大理师专专门派人在我们下船的地方提前等候，为的就是要“等到”一个请我们去看看师专校园的机会。可是，当地竟然连一条通向学校的水泥路都没有，我们的车在那种崎岖的路面上颠了半天，天黑时才颠进去，随即又发现校园里是黑糊糊一片，连路灯都没有。环境虽然如此，学生们那种强烈的求知欲却实在令人感动。后来我们四人在学校里做了两个小时的讲座—— 平均每人只能讲半个小时，接着又跟该校教师进行了座谈。我们感到很辛酸，他们那里基本没有什么书，教学资料很匮乏。回来后，我动员北外的外研社给他们寄了一些书，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过，它确实反映出东西部教育发展非常不平衡的事实。还有今年5月份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教学质量评估工作时，刚好碰上一个该校的新疆班，授课的那位老师很用心地讲解，但是很显然学生们的response（反应）根本就跟不上。而且，现在很可能有一种很不好的情况，就是有些高校仍然去西部挖人，把西部仅有的一些人才全都挖走，使得这种落后、不平衡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实际上，我们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正是在参加当地的一些会议之后，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确实很多，因为他们本身讲的不是汉语，学生们首先得学习汉语，然后再去学英语，所以他们的学习压力很大。现在，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组）也做了一些工作，这倒不是说我们就与国家的“支援西部”计划合拍，但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西部落后这一情况。这次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全国英语专业战略发展研讨会，是在全国外语院校中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但实际上，西南、西北地区的此种联席会议作为一个年会制度，已经有将近10年历史了,所以我们也正是借这种机会，对西部的情况获得了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也派一些专家过去，把一些教学动态告诉当地同行。

我们（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组）走访的学校比较多，也看到有的学校确实可怜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计划今年夏天在湖南搞一个试点，就是召集该省一两百老师特别是师专的老师利用暑假的机会出来开会，并拟请四位专家，包括应用语言学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修辞方面的，给他们讲一讲现在在这个领域里， 国际发展前沿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我们要搞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从而使他们受到启发。指导委员会还想在举办试点之后，使这样的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以给西北、西南、及其它一些边远地区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思路。

       记者：有媒体称，目前中国英语似乎有南派、北派之分，两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说南方的英语教学对听说比较重视，相比较而言，北方对读写更“情有独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何教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并没觉得英语能力的培养有以南北来区别划分的。各个学校可能有自己传统的优势，广外李筱菊教授编写的那套交际英语教材对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帮助很大。就像今天我在广外举办的“21世纪英语学习”讲座上，有许多同学直接用英语提问题，这么做难度是比较大的，我到过许多学校，很少有学生敢直接用英语在会上发言的，基本是通过写、递小纸条来提问的，这一点实际上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但是我始终觉得在学术圈里从来没有“中国英语分南派、北派”这个概念，尽管媒体也许有炒作。可能外语院校都比较重视听说，读和写稍微弱一点，而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南大可能就比较重视文学作品的阅读。但这并不是一个错误，我觉得各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办学特色，只是我们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尽可能使课程设置更均衡一点，使学生在听说读写各方面的技能都有所提高，从而使学生的发展比较全面。

专业英语教学正面临着一场深入的改革

 记者：您在这次“21世纪英语学习”讲座上，谈到我国专业英语教学正面临着英语教育低龄化与普及化的威胁。能不能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些概念的含义？

       何教授：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学英语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所以较以往而言，学生在考入大学时已有相当的英语语言能力。这样对高校英语教学的要求就更高了，如果我们不再进行一些改革，不出台一些新的举措，就有可能达不到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2002年申奥的时候北京举办了一个针对少年儿童的英语演讲大赛，有12万人报名参加，比赛难度挺大的，赛程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以“奥运和我” 为主题做一个一分多钟的讲话，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用英语讲这个题目是很难的；第二部门是关于体育知识的抢答，第三部分则是两三个人为一组看一段没有任何配音的外国影片，让他们看完一遍后在两分钟内进行配音。我觉得以后社会条件和其它环境越来越好，小孩子对英语的掌握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小学的时候水平就好到这种地步了，到了大学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这些大学英语老师到时候该怎么教他们、该教什么？因而我这里说的压力，主要是指针对老师、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压力。

我讲这个主要是想提醒一下教师们，要关注英语专业的这个教学改革，不要老认为英语专业是热门专业，生源比较好，毕业后学生分配的部门也比较好，大家就没有了改革的危机感。实际上我觉得形势已经逼上门来了，让你不得不改革。

记者：目前非专业英语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不断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语言相对优势似乎正在被削弱。你认为如何才能既保证非专业英语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同时又确保英语专业生的相对优势？

       何教授：社会对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需求。比说IT业，就需要有技术、但也懂外语的人才。非专业英语学生的英语水平提高，其实是为国家形成了竞争优势，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但有“非英语专业生已威胁到英语专业生”这种危机感，确实不为过。我相信，通过深化改革，我们是可以应付这一挑战的。

另外，一位大四毕业生曾问我：“我完成自己的非英语专业后，再学一年英语，您说值吗？” 我是英语专业出身，不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当时没有明确答复。但我现在却要说，学成其他专业后，再学一年英语，真是太值得了！先学英语、再学其它专业，和先学其它专业、再学英语，绝对不一样——你对这门专业、对英语的理解绝对不一样，从而对整个世界的感觉也可能会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学地地道道的英语吗？

记者：有人说，在中国是学不到非常地道的英语的。现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了，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学地道的英语呢？

何教授：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仅从communication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没有太大必要的。你的英语只要能让你自己与他人进行沟通就不错了。试.想一般的印度人和香港人，他们的英语能力都不错，沟通上绝对没有问题。现在印度的IT业不是发展的很快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人的英语水平很高，大批技术人员都懂英文，美国人跟他们沟通起来就没有多大的困难。而要说地道程度，我们是熟悉印度英语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搞语言研究的，或者是一个教师，你没有掌握地道的英语，你就有可能很难把英语知识和技能很好地传给你的学生。所以我想，如果你是一个抱有一般性目的英语学习者，只是把英语当成一个工具来使用的话，你只要有英语交际能力就行了。但是你作为研究人员、翻译或老师的话，那就应该学到地道的英文了。

  《新概念英语》编写内幕   该书更适合于辅导性学习

   　记者：您能谈一下《新概念英语》中文版编写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吗？

   何教授：《新概念英语》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当时我还在学习，也用过这套书，但那时我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很深入。直到1995年我才开始对它有深层次的理解。其实不是我决定要参与合编这套教材，而是因为一些机缘。亚历山大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编了很多英语教学用书，其中之一就是“新概念”。1995年北外的外研社有意给中国学生编写一套英语教材，经过考虑选中了《新概念英语》。英方朗文出版社要求中方提供一名合编者。当时北外提出了三个候选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最后选中我，可能是因为我和亚历山大性格比较相近，都是“工作狂”吧。1995年亚历山大为了这套教材，专门来中国见我。见面的当天上午，我们谈论了《新概念英语》中文版的一些编写问题，比如每课采用什么样的编排模式。下午亚历山大先生去观光旅游，我呢，就连夜排印新概念中文版第一册的样课模式，第二天给他看，亚历山大见到后非常吃惊，说我“是一个工作狂”。从1995年12月到1997年11月，我基本是独自一个人编出了“新概念”中文版的四本学生用书、两本教师用书，后来又编出了两本教师用书和四本练习册，还出了一些配套用书。整个过程呢，我就是对原书进行汉化，用中文改和编，然后给亚历山大看，再经过中英两方编辑人员的处理，最后定稿。

记者：《新概念英语》属于哪一类型的教材呢？它的读者定位是什么？

何教授：国内的教材一般是由中国的编者去选文章，选上的内容却不一定完全符合学习者的要求。《新概念英语》是亚历山大（去年逝世）于1963年为德国人编写的，当时他也就只有30岁吧。前三册全部是由他编写的。这套教材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注重连续性、系统性，虽然是要求在重复中记忆英语知识，但不会把学生训练到产生厌烦的地步。这是国内的一般教材做不到的。

《新概念英语》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很多高校选为教材使用，是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英语教材。时至今日，我个人认为，《新概念英语》已不再适合做正规教材，而是一种学习材料，可以作为辅导用书，尤其是用于口语与听力训练，见效很快。因为它趣味性强，易于上口。

各英语专业学校对教材都有选择的权利，目前，在英语专业教学领域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是广外的《CECL》（《交际英语》）、上外的专业英语教材以及北外的《College English》。

    继《新概念英语》之后，近期将推出一套全新的英语学习教材《English Through Culture》

何教授：近期我将推出一套新的英语学习丛书《English Through Culture》,目前已向出版社交付了一二册，三四册也即将交稿，接着还要出五六册。和《新概念英语》相比，这套书则可以当作英语专业的全程学习教材。每册书以不同的主题分成16个单元。比如Voice From the Family这个单元，涉及家庭亲情，包括一篇精读、两篇泛读、一篇听力和一篇写作这五个部分。这本书的一个较大特点，就是对同一个问题列出几个不同观点，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每个单元内容含量比较大，但却不都是在课堂完成的，会给学生留下课外思考的余地。比如书中会推荐一部电影，让学生去品评。

相信一两月后，也就是今年秋天，这套书第一二册就能与大家见面。2001年的时候这套书的材料就已经准备好。我们看了一下，在这套书里，1999——2000年出版的文章占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90年代编写的。这套书的合编者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笔名童明，担任过联合国译员，现在在加州教书，已入美国国籍。

记者：你们编写《English Through Culture》这套书的初衷是什么？

何教授：素质教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学语言的同时要培养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一点批判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些教材，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学会批判地看问题——你要批判地去接受书中的内容，给你同一个问题，却给你不同观点，你自己去判断，你要培养起与人辩论的能力。我希望学生们有一点内涵。因为即使语言表达能力再强，如果头脑里没有什么东西的话，你是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