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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恰同学少年——再品《恰同学少年》有感

文字:林玺宁 图片: 编辑: 提交时间:2009年03月17日 审核时间: 点击数:2,010

    记得第一次品读《恰同学少年》是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当时是因为看了同名电视连续剧,甚是喜欢,所以买来原著细细品味。那个暑假,我是在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中度过的,当时看《恰同学少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代学生跃然纸上的激情和奔腾不羁的思维,这是感触最多的,也是使我最感到疑惑的,当时的我认为那样的叛逆和激进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时期和环境,在今日的中国社会是不会发生的。

    一年半过去了,我已经在大学校园里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一年半,思想已与当初有很大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更是有了很大差异。今日再次品读《恰同学少年》,对其中故事的理解更为透彻深刻了。一些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当初认为幼稚的,不可理喻的,一年半后的今日看来反倒能够理解,且更多了一份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针对《恰同学少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个人物——少年毛泽东和少年陶斯咏,细致阐述我的观点。而我的评述更多的是基于书中人物的,是对书中事件的,而不是针对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特此说明。

 

毛泽东

    《恰同学少年》最大的主角当然是少年毛泽东,而其中最捉住我眼球的当然也是毛泽东。通过对这本书的二次品读,书中的描述在我心中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毛泽东形象。我将从以下三点细细阐述:

一、毛泽东是一个思想开放、光明磊落、热爱交友之人。

    这一点在《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这一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曾在长沙几所知名学府贴上征友启事,启事中有这样的叙述:“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逆求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嘤其鸣以求友声,敢步将伯之呼。”

    毛泽东深知从有字之书中搬学问,不如从无字之书中得真理。而且,得真理还只是第一步,修学、储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绝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识到自己应该扩大交流范围,结交更多有志青年,引用他当时的话:“方可形成于中国未来有所作用的新力量”。

    而毛泽东的思想开放最突出则体现在他将这则征友启事贴到了周南女中的校门口,还惹得周南女中的教务长一阵误会,认为他是在蒙骗女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社会虽说已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社会新风气已逐渐形成,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人民心中所形成的男女有别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所以,毛泽东在当时当地能有这样的举动,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开放和不羁。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青年求学时期有著名的“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事。从中可见其将征友启事张贴到了周南女中门口绝无非分之想,纯属为了结交志同道合之人。再回过头看看毛泽东的那“三不谈”,随着时代的进步,今日之中国青年已不能单纯遵循这“三不谈”的戒律了,其实金钱、男女关系、家庭琐事这三者,如果仔细观察,也是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和学问的。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成长的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只有捉住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才能集中大部分力量完成任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和成才。

二、毛泽东又是一个豪放激进,而又知错能改之人。

    纵观全书,我觉得体现毛泽东性格豪放激进的闪光点无处不在,如成立读书会、风雨中夜游岳麓山,在袁世凯登基庆典上散布《梁启超等先生论时局的主张》,成立学生军练兵,成立工人夜学,漫游湖南名山大川等,但是最为集中体现毛泽东激进的还得属“驱张事件”。

    湖南第一师范新任校长张干迫于腐败的当局的压力,对学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控制措施,使得第一师范学生怨言载道,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反抗终于爆发了。张干终因各方压力而被免职。

    “驱张事件”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毛泽东也确实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奋笔疾书的《驱张干书》,充分展示了他的胆识和气魄,将其内心的不羁表露无遗。记得一年多前我读到这一章时,很难体会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对其行为深感不解,觉得作为一名学生其行为不免太过火了。但是,在广外校园里生活一年多之后,深受自由平等的广外学风的熏陶,今日再读这一章,感想已与往日大为不同。我似乎依稀能看到毛泽东在好友易永畦遗像前强忍哭泣,依稀能听到毛泽东在大礼堂的激扬演说。虽不能说我对少年毛泽东的做法大为赞同,但是也可以理解了,或许我的心智也已经渐趋成熟了。

    当然,在趋张事件之后,毛泽东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开导之下,意识到自己的冲动铸成了错误,对张干校长充满歉疚、追悔不已。据我查到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专门将老病失业的张干接到北京,为当年的驱张行为向老校长正式道歉。此后,他长期负担张干的生活医疗费用,直至1967年张干病逝。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与当年被他赶走的校长修复了曾经破坏了的师生关系。

    以上对于驱张事件的认错是我在其它资料中查找到了,而《恰同学少年》中对于毛泽东知错能改的品质的描述则集中体现在《袁门立雨》。

    该故事是讲述了毛泽东因做文章的问题严重冒犯了老师袁吉六,后意识到自己的不敬和错误,为求得老师原谅,在风雨之夜于老师院里独站一夜,终得老师谅解的故事。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毛泽东虽豪放激进,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及时虚心改正,求得老师原谅的品质。这表明了毛泽东少年之时思想已相对成熟,而不是盲目激进,这是应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学习的,遇事充满激情而又不失理智,绝不做盲目从众的愤青。

三、毛泽东更是一个勇敢睿智、少年老成之人。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中无处不闪现着毛泽东处事的智慧光芒,然而集中体现应在本书最后一章《男儿蔚为万夫雄》。

    本章叙述的是191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师生智退护法战争中的溃军傅良佐的军队的故事,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大志大勇,展现了他在少年时已具备的杰出军事才干。

    在这个故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几处,其一就是毛泽东用铁皮洋油桶和鞭炮伪造出枪声,使溃军以为是城内有驻军,不敢贸然进城,这体现了毛泽东的睿智和平日的善于观察,试想如果平日没有留心细小事物,在如此紧急的关头又怎能想出这样的金点子。

    另一点让我大为赞赏的当然就是毛泽东伪装成桂军谭浩明司令麾下的毛副官,前往与傅良佐谈判。期间毛泽东处变不惊、沉着应对,一次又一次地消除了敌军的怀疑,化解了危险,充分展示了其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正如此次事件之后孔昭寿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通身是胆!

    我认为一个人的胆识不是天生造就的,而是在后天的培养和成长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才智也是在后天的学习和锻炼中养成的。据我所搜集的资料记载,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自愿参加了湖南新军,他除了参加日常训练,还省吃俭用,把军饷省下来购买书籍,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书籍,为其以后指挥作战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可见毛泽东能指挥湖南第一师范师生取得斗争胜利,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之前的体力和理论知识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厚积薄发所致。毛泽东的这个事迹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一切成功都是建立在日积月累的努力的基础之上,成功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这个道理值得每一位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深思。

 

陶斯咏

    陶斯咏是《恰同学少年》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她是湖南长沙商会会长的千金,自小已有婚约,但是受先进思想教育的她却深爱着少年毛泽东。可是由于两人身世背景的极大差异,导致二人在思想上的交流一直有一定的障碍,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

    在《恰同学少年》中,二人的差异体现在很多细节。如有一日,毛泽东到陶斯咏家,斯咏捧出一个精致的咖啡壶,为毛泽东沏上一杯醇香的咖啡,自小吃惯粗茶淡饭的毛泽东哪喝得下这洋玩意,又不好明着推脱,很不自在,只好匆匆告辞。连毛泽东都说:“一个人的情感,和一个人的追求,从来是一回事,斯咏与我走不到一起,只是因为我们是两种人,她梦想她的浪漫,我执着我的责任,我们之间,没有谁亏欠谁。”

    其实,就《恰同学少年》中的叙述来看,斯咏已经为毛泽东改变了很多。她曾在岳麓山上与毛泽东手拉着手忘情奔跑呼啸于风雨之中,她曾不顾自身安危冒险印制和宣传《梁启超等先生论时局的主张》,她曾不顾千金小姐的身份在街头抛头露面宣传工人夜校……但是,这一切虽拉近了她与毛泽东行动上的距离,却没有拉近他俩心灵情感上的距离。

    究其原因,我觉得,斯咏的改变更多的是表面上的变化,她无力也无法改变其本质。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斯咏是因为爱毛泽东,所以带有强迫性地要求自己改变,而不是由于思想的变化而由内及表地改变。所以她与毛泽东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使他们最终走不到一起。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人们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嫁也不再强求门当户对了。但是这并不否认家庭因素对于一个人思想、行为的巨大影响,而这些本质的影响也将影响一个人的对外交往、与人交流,进而影响一个人的交友和婚嫁。这不是强求,而是一种必然。

    据我搜集到的资料,陶斯咏历史上是真有其人,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妇女教育,任教于长沙、上海等地,成为著名的女性教育家,曾培养了作家丁玲等大批优秀女性学生。1932年,陶斯咏因病早逝于长沙,享年37岁。终生未婚。

    后人评说,陶斯咏一生未婚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感情极为深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否为实情,我已不得而知,但是以我,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的眼光视之,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我为陶斯咏感到惋惜。毛泽东固然是人中之龙,曾有学者评论说中国两千年才出一个毛泽东这样的能人。但是男女之情最讲究的是两情相悦,更通俗地讲就是“合适”二字。相伴一生的人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杰,而是最合适的知己。

    从另一方面讲,陶斯咏真的确定毛泽东就是其一生中的挚爱了吗?或许,当初她对杰出的毛泽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欣赏和敬佩,而不是她自认为的真爱。她当年是20岁,20岁的心智还不是非常成熟,20岁所认为的真爱或许真的不是此生的唯一,真的值得一个女人以一生为代价去守候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名一百多年后的学生,作为一名的旁观者,我有条件可以充分客观地分析少年陶斯咏的那段感情。而试想,如果陶斯咏当年能像我一样理性分析,那她就不是真正的恋爱中人了,因为爱恋中的人面对感情往往会失去最基本的理性分析能力。而如果陶斯咏真的能够,那她的一生恐怕就得改写了。

 

    《恰同学少年》不是一本内容深奥的书,但是凡是书作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而对它的理解更是取决于读者的人生背景和阅历。不同的人看它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看它也会有不同的见解。或许不久以后,当我再次捧读它时我会有另外一番体会,或许我会重新认识少年毛泽东,重新思考少年陶斯咏的那段恋情。我期待这样的变化,因为那让我感受自己的成长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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